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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梓鹤

[露中]Oblivion (上)

*很久以前的老文,已完结

*读过露中同人本《深爱》的各位会觉得眼熟

*太长,分两篇来发

“你的名字,万尼亚,是漫长的国境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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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Oblivion》 

文By:清梓鹤

 

 

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月,也是最坏的年月。

 

很久以后我才敢回忆起我们之间的每一个细节。俗套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: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,在与之目光相交的一瞬间,他们之间会擦出某种火花。不一定是爱情的火花——当人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就会明白,生活不只由浪漫的情愫膨胀而成。

 

那是一种似曾相识感,你笃定你们在哪里见过面,却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。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,你们就已经不知不觉像游魂似地提着行囊,走上故事的列车了。

 

  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:那些都是在扯淡。

 

  我第一次见到伊万·布拉金斯基时,最中意的是他那双高加索人种特有的深邃的眼睛。坦白地跟你们说吧,如果不是他那双眼睛,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看他第二眼的机会。别说什么似曾相识感了,那时,我连最起码最基本的感官都失去作用了。

 

  当时我才二十五岁,正是最意气风发的年纪。那一年里,我所在的乐团正忙着准备那场声势浩大的巡回演出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路德维希把指挥棒敲得当当直响,也不是弗朗西斯对于揉弦速度的过于吹毛求疵,更不可能是像翩翩雪花一般纷扬而下的琴谱。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地中海温顺中带点倒刺儿的夕阳,像猫咪的舌头轻轻舔舐指尖。当然,遗憾地是,这也是我至今唯一能回忆得起来的、附着着‘地中海’标签的印象了。

 

抵达佛罗伦萨的第二天下午,他们相约去位于附近某小镇港口那边的小酒馆瞧瞧。我记得很清楚,亚瑟·柯克兰进店里买酒,他让我在外头稍等一会儿。“不会太久的,顶多够你抽完一根好烟。”他说着给我了一个‘我信任你’的眼神,然后前脚踏进了酒馆。

 

我就站在台阶上等着,嘴里叼着从北京一路带过来的‘中南海’,看海风将夜晚轮回往复的海潮吹散又聚拢。吹着吹着我就泛起了睡意,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,一时由于莫名的缺氧感而醉醺醺的。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。下一秒,生命像是被按下了跳跃键。方才我还陶醉于在地中海的海风里装文艺青年,下一秒我就从人生迷惘的十字路口直接跳到了白色的世界里。

 

我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灯。妈的,也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忘了关酒店厕所里的LED灯。成千上万条刺眼的探照光直射进我的瞳孔里去,世界静止了几秒,一切都失去了色彩,一切都是白色的。

 

后来他们告诉我,那是急救室里的医生在用手电照我的瞳孔。那个护士把我的眼皮生生扒开,我觉得自己的眼球几乎要裂开,所幸的是,那变态的痛苦只维持了短暂几秒。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醒来的时候,有一堆透明的管子插进我的嘴里和手背上,甚至连我的胸口也贴着奇形怪状的东西。

 

 很久以后我才在一本心理学周刊上无意中读到,人在医院里醒来通常会感到迷惘、困惑,和强烈的不安全感。我想我的脑电波可能停了大概几分钟,我面无表情地盯着掉漆的天花板,脑子里一片诡异的死寂。我想挣扎,但却被这具该死的不属于我的躯体牢牢困在床上,每次动一下胳膊的时候,那些透明的管子就像八爪鱼的触须一样紧紧把我缠住。

 

大概过了五分钟,或许是十分钟吧,我对时间失去了概念。一个扎马尾的护士进了门,她先是检查了我的病历表,然后对我微笑了一下。

 

 “王耀先生,您知道自己在哪里吗?”

 

“不知道,这或许是医院?”

 

 “您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?”

 

我深吸进一口气。我想说我记得,但那将会是在撒谎。

 

“没关系的,不记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她依旧保持镇定的微笑。“您在佛罗伦萨的港口失去意识晕倒了,当地医院的医生把你抢救了过来。因为情况复杂,所以您被转到了这里。”

 

她看着我一脸茫然,继续镇定自若道。“您现在可能会觉得有点行动不自由,过一会儿就可以拆掉那些管子啦,然后会有别的护士带您去做MRI检查。”

 

“欢迎来到华盛顿医科大学医院。”她临走的时候忽然回归头,附加了一句。

 

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:我完蛋了。

 

果不其然,事情的发展方向与我预料的出入不大。林晓梅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华盛顿医科大学医院的电话,第二天一早就从台北坐飞机飞了过来。她倒是手脚麻利得很,医生说要做MRI,而我没有医保,她二话不说就去楼下交了费用。

 

“我正在洗澡,然后电话忽然就响了!”安顿下来以后,她气愤填膺地开说说狠话。“你就算要死也要找个合适的时间死啊,是不是,王耀?”

 

 林晓梅不是我亲妹妹,但也和亲妹妹没什么差别了。她父母在台湾,小时候被送到我们家寄养。林晓梅小时候可是出了名的乖巧可爱,两个羊角辫,爱拽着我衣角叫我“大哥”。但是不幸的是应了那句老话,女大十八变,她上了高中以后就开始改口直呼我大名。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和我叫板,外人面前淑女贤惠,只有我知道她说话究竟有多没分寸。

 

 等MRI结果的那一晚上她唠叨自己的外国男朋友,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,就伸手去抓桌上的那一盘葡萄。所幸我身上的管子已经被拔掉了,不然连吃东西都要靠别人喂食。而林晓梅却不长眼睛,她眼疾手快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,不满地说:“你到底听没听啊。”

 

“少听你说两句我还能多活几个月。”我故意调侃她,“哥刚刚差点命都没了,你竟然还在这里惦记你那个韩国男友。真是人心凉薄!有了男友不要哥!”

 

林晓梅倒是淡定,好看的杏眼一翻:“我看你就是作死作多了,肾亏!”

 

“你小心黄色笑话讲多了男朋友不要你。”

 

“还说我呢,至少我都名花有主了。你呢?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兄夫啊。”

 

 “…又来了。”我都要翻白眼了,“你老实告诉我,是不是上次在魁北克的时候伊丽莎白又和你一个宿舍了?”

 

 “我是认真的!要不要我帮你物色一个啊?”林晓梅两眼放光的样子让我打了个寒颤。其实她一开腔,我就知道接下来的话题要歪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初中的时候,林晓梅的书包里就曾经掉出过耽美同人本。她还威胁我如果不帮着藏的话,她就把我的熟睡照群发给我们班同学。想当年我那个气啊,就差不认她这个妹妹了。我王耀真不愧是世界第一能忍,修炼成忍者神龟绰绰有余了!

 

“你看那个怎么样?就隔壁那床的,对,就那个黄头发的家伙。这家伙看起来人畜无害,应该不会对你的菊花构成多大威胁吧?”

 

 我抬起头。斜对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外国青年,或许是东欧那边来的,年龄似乎并不比我大多少。他的发色很浅,或许是铂金色,或许是极淡的蜜色,质地柔软到几乎透明。那人看上去与其他普通病人并无两样,穿着松垮的斜条纹病号服,外面套了件藏蓝色polo毛衫,脚上套着室内毛绒靴。他盘腿坐在床上,显得病床小得像小孩子扮家家酒的玩具一样。从我这个角度看去,他嘴里叼着一根辉柏嘉的铅笔,握着另一只笔的左手恰好被床板挡住了,看不清他究竟在做些什么。

 

我瞪了林晓梅一眼,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,竟然随便抓一个路人就打算做媒婆。过了一会儿,病房里进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,她的头发也是接近奶白的浅金色。她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,还没来得及放下塑料袋,就先迎上去和东欧青年行贴面礼。那一定是他的女朋友,我想着,又瞪了林晓梅一眼。

 

那天稍晚些时候,林晓梅被医生叫了出去。我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病房里的遥控器,盯着柜台上的小电视机发呆。医院里的信号不怎么好,电音滋啦滋啦地怪让人不舒服。我翻了好几个台,发现这个点除了广告还是广告。翻到二十几台的时候,我终于不耐烦了,把那不讨人喜欢的黑色小遥控器随便一扔,躺回枕头上睡觉去了。

 

我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入睡的,但我一定是做梦了,还是那种不怎么愉快但却记忆模糊的梦。迷迷糊糊睡到两三点的时候,病房的门轻轻吱呀一声打开了。那或许是林晓梅吧,我没有在意,换了个姿势继续睡得鼾声大作。接下来的夜晚一夜无梦。

 

第二天一醒来我就吓了一跳,林晓梅竟然红肿着眼睛守在我床前,看样子是坐了一晚上。她一看见我睁开眼睛,连忙抹了抹眼角,冲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“大哥,醒啦?”

 

“…湾湾?”我得承认自己不是个矫情的人,但林晓梅刚刚那声久违的‘大哥’把我感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 

过了两秒钟我迟钝的大脑才反应过来,上一次她在我面前哭还是小学的时候,一个男生抢走了她最喜欢的花头饰,还把她往街边的臭水沟里推。我从不轻易对人动手,但是那天却破天荒地给了那小兔崽子两拳,最后他只好哭得像个三岁小孩,站在走廊上给林晓梅道歉。

 

“谁欺负你了?大哥给你报仇去,保准打得他满地找牙。”

 

“大哥,你听我说。”林晓梅把头别过去,试图将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开。“医生说你脑袋里长了个东西,还不小的。因为那个东西正好长到大血管附近,大脑输氧不够所以你才会头晕乏力。”

 

我拿着她递给我的保温杯,手悬在半空中一时间放不下来。那口温热的水一直含在嘴里,喉咙里梗着什么东西,咽不下去。林晓梅脸上的神情越来越担忧。大概过了几分钟,我才回过神来,咽下了嘴里的那口水。

 

“良性恶性?”我听见自己平静地问。

 

“恶性。医生说已经顺着血流扩散到肺叶上了。”

 

林晓梅还是林晓梅的模样,但我却觉得她哪里变了,却又一时说不出究竟哪里不对劲。她一口一个‘医生说’让我感觉自己处在云里雾里。她仍在说话,嘴巴一张一合地拼凑出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医学名词。“扩散”,“放射治疗L1-2”,“药物治疗”,“手术治疗”,“脑癌第三期”。这些词汇有的直接被耳朵过滤掉,有的在我不争气的大脑里停顿片刻,又立刻销声匿迹了。

 

我直视着前方,试图集中注意力。但是隔着一层玻璃,世界那头的声息依旧鲜活,而我这头剩下的不过是一片逐渐接近寂静的嘈杂细响。所有的声音都在旋转,意义不明而狡猾可恶。到最后我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声音,那或许是我能捕捉到的最后的弦音。它不在旋转,而是像个乖巧的孩子坐在脑电波交汇的正中央,等待它将死的主人最后的判决。

 

“林晓梅。”我打断了她的长篇大论。她抬头看着我,眼袋明显。

 

“我想去洗澡。”

 

“啥?”她瞪大了不满血丝的眼睛。

 

“我要去浴室。现在。马上。”

 

下午我站在盥洗室里,任由挂在头顶的花洒将一股股水流灌进我的领口。直到这时候,我才想起要将衬衣的扣子解开,边咒骂着边剥洋葱似的把那禁锢我灵魂的衬衣脱下来。我使劲地搓洗,玩命地搓洗,仿佛要将酒精和消毒水的味道从布料里冲洗干净。晚上我裹着湿漉漉的毛毯坐在病房里,听林晓梅隔壁翻箱倒柜地替我整理行李。

 

“嘿。”我闻声抬起头,他挑起眉毛的那个动作令人莫名生气。“你对她态度也太不好啦。”

 

“滚。”我咬了一口苹果,牙齿咀嚼着碎片,却尝不出是什么滋味。“你没资格对我说这种话。”

 

刚说完这句话我就有点后悔,却收不回来已经泼出去的水,只好尴尬地低头去咬苹果。

 

“哈?”他笑了,好像我刚刚当众讲了一个荒谬的笑话。

 

“你可别太顾影自怜了。凡是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病人,哪一个都有资格对你说那种话。”

 

我环顾四周,才发觉这间病房其实很大。两个床铺空着,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四个床铺睡着人。蓝色的帘子将床铺和床铺间隔开,留给病人些许私人空间。

 

令我惊讶的是,东欧青年旁边那个床铺竟然睡着一个孩子。他现在不在房间里,但床头摆着一小束满天星和儿童画报,就能让人知道他的年龄不过才刚上小学。另外一个床铺靠着窗户,被褥上摆了一束矢车菊。

 

“那里是马蒂,六岁。肝癌第三期B阶段。”他指着孩子的床铺说,“医生打算把他挪到单独的房间去。”

 

“这里的病人星期三刚刚去世。他的爱人乞求医院,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每天在他的床铺上放一束矢车菊。”

 

  我看向他。房间里的光线很暗淡,只能勉强分辨出他的面部轮廓。他的五官很立体,就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一样棱角分明,这是暗淡的光线也遮掩不了的。他顺着我凝视他的目光看过来,而我惊讶地忘记了移开眼睛。

 

  “我叫伊万·布拉金斯基。”他眼睛的颜色和他的嗓音一样令人惊讶。“骨癌第二期。”

 

   我撇了撇嘴,没说话。

 

“通常我想要和别人认识的时候都不会太难,你可真是块硬骨头。”

 

   我又盯着伊万的眼睛看了一会儿,他充满期待地看着我,仿佛在等待我的下文。我叹了口气,知道自己是输给他了。但绝对不是因为他殷切的眼神,那样的眼神我在小孩子撒娇的伎俩里领教过多次。我注意到他的左腿膝盖以下细得异常。刚刚他蜷缩起腿时,风撩起了他松垮的病号服裤腿。

 

   那里空空荡荡,只有一根金属棍支撑着膝盖以上的身体。

 

于是我清了清嗓子,说道:“王耀。脑癌第三期。”

 

 

》》

 

 

  

 

 

平素里我不算个闲人,所以便无比向往着自己退休的那一天。我在自己的未来计划书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愿望:等到我六十多岁的时候,我会养一只金毛寻回犬,将它以我以前那只京巴阿九的名字命名。

 

每个傍晚时分,我骑上那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,载着琴盒沿后海边缘绕一圈。会有推着车的、满面褶皱的老人,车把手上挂满了编织笼子,蝈蝈聒噪重叠的声音从黑夜的缝隙里漏出——就像光束一般坦然直白,唯恐世人听不懂它们的夜歌。

 

这一个星期里,我是彻底的闲了下来。不用熬夜研究谱子,更不用每天打的去音乐学院排练。但是当我真得靠在柔软的床铺上、面对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,我却一时间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。有时候我的大脑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:星期一的时候我还在地中海的柔和海风里沐浴阳光,星期二的我却已经被困在医院里,被告知自己身患绝症的这个事实。

 

去年路德维希生日,他那红茶色头发的意大利小情人破例出席在宴会上。看着指挥罕见的满面春风,弗朗西斯不知分寸地举起一杯红酒笑道:“哎呀,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没想到小土豆有朝一日也能脱团。”

 

现在看来,生活的戏剧性确实是大大地超乎了我的想象。

 

最奇怪的是,现在我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因为还没有开始化疗,所以就连最基本的标志性的疼痛也没有。顶多就是呼吸不太顺畅,嗜睡,偶尔会感到头晕罢了。我知道自己只中过一次风,就是在佛罗伦萨的那次。现在我每天必须服用类固醇和抗中风药物。我去摸自己的脸,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多一些皱纹。

 

医院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,就像美国一样。

 

无论你从前是教授、医生、小提琴家还是画家,当你被卷进疾病这条湍急的河流时,你的身份都是一样的:病人。

 

身为病人,我开始用这些多余的时间去幻想。放任自己的思绪,随意飘散。有时候我想着想着就会不自觉地睡着,偶尔也会做梦。梦到自己在一艘很大的轮船上,冷冽的晨风刮起围巾,眼睑掩埋在柔和厚实的布料里。

 

我也不知道这些梦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 

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去查看邮箱。浏览了一圈以后看到的都是广告,我刚打算点击全选删除,就注意到一封来自亚瑟的未读邮件。里边是一些简单的问候语,无非是什么‘我很遗憾’,‘期待你早日康复’之类的客套话。后面还附带了一张照片,他和弗朗西斯举着中提琴在佛罗伦萨的合影。两个人的影子在背后的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,几乎要交融在一起。

 

我愣了一下,点击了退出,没有回复。

 

不是不想回复,而是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 

林晓梅在替我补办好一切手续以后,就坐飞机回台北了。我心里明白,她这次是真得生气了。我也不怪她,也丝毫感觉不到愧疚。我想一个人安静一点,她还有事情要忙,这样也好。

 

虽说如此,我的愿望显然是没能实现。从外表看上去,伊万属于那种高冷型的外国帅哥,又高又冷,正是被当下众多妹子追捧的类型。但事实上,他除了对自己的女朋友高冷一点,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半个自来熟。在轻轻松松被一盒小笼包收买了以后,伊万每每待到吃饭的时候,就自动凑上前来。我不明白他为何要订医院的盒饭,食堂炸得汉堡一点肉味儿都没有。

 

“她可不是我女朋友。”伊万毫不客气地盘腿坐在我的床头,嘴里大嚼着从我饭盒里拿的韭菜虾仁饺子,口齿有点不清。“她叫娜塔莉亚,是我表妹。从小追我追到大,那架势,把她爸妈都吓到了。”

 

  “喂喂,”我戳了戳那家伙的胳膊,不满道。“你都吃到我床铺上了!”

 

  “那有什么关系嘛。反正你一看就是家务拿手的四好主夫。”他吞下最后一个饺子,意犹未尽地咂咂嘴,“知道吗?我妹妹是学芭蕾的,瞧她那翘臀,我以前的朋友托里斯就曾沦陷过。”

 

  “你‘以前’的朋友?”

 

  “对。”他眨眨眼,“自从被娜塔莎一水管扎到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当我的朋友了。”

 

   我心跳停了一拍。妈呀,这家人都是些何方神圣啊。

 

  “所以说娜塔现在是单身哟。”他说,“不过追她的人可真不少。” 

 

  “你知道的,我对你妹妹不感兴趣。”

 

  “那你对谁感兴趣,对我吗?”

 

   我看了伊万一眼,他正一脸纯良地对我笑。对于他时常开句不伤大雅的玩笑,我已经习以为常。

 

  “是啊,”我挑起唇角,“我最喜欢吃狗熊肉了呢。”

 

   在见到伊万·布拉金斯基之前,我从未见过如此不合常理的人。

 

   我是说,我自认为已经是个够不合常理的人了,但是和伊万·布拉金斯基比起来,我才体会到了何为小巫见大巫。

 

  首先,他坚持叫我小耀这件事情上,我就和他争论过N多次。我一个大爷们,以“小”字开头的称呼怎么听怎么都是满满的违和感,就像在一根立针上放一个鸡蛋一样。但是伊万同志是典型的冥顽不灵,到了后来,我竟然也就默许了他的挑衅。

 

  “小耀,今天气色不错。”

  “小耀,昨天你的黄瓜虾仁馅饺子还有吗?我饿了。”

  “小耀…诶你干嘛打我!”

 

其次,医院里实行的是宿管制度。说十点熄灯,就会有带着像粉色浴帽的东西的护士来查房,一间一间查过去,劝她们的病人们趁早休息。肿瘤科倒是不用太费心,因为一般的肿瘤病人要么是在等待下一次化疗,要么是在化疗恢复期。没有人有多余的体力可以浪费在在长廊上躲猫猫这种事情上。

 

  伊万可就不一样了,我是癌症第三期,他发现的时候连第二期都没到。白天的时候他像只冬眠的狗熊,以那种冰雕般的姿势双腿蜷缩坐在床上,后背靠着床板。我总觉得他坐了那么久,后背上一定会烙下铁床栏杆的印记。一到了晚上,他就立刻精神起来了,鬼知道他那精力的源头究竟是自哪里而来。他不爱待在病房里,而是拄着拐杖去医院后面的小花园去转悠一圈,直到天黑透了才肯回来。

 

  问题就在于,他不只自甘堕落,还要拉我一起和他同流合污。

 

 “这次我给你找什么理由?”我翻了个白眼,放下手里的杂志,端起茶缸抿了一口水。

 

 “就说厕所里的卫生纸用完了,我内急所以去小卖部买。”

 

 “…”我不淡定地差点被一口水呛死。“换卫生纸是护士小姐的责任好吗?”

 

 “这样啊…”他歪着头若有所思了片刻,“你就说,楼下小卖部的卫生纸是超薄的!纵享整夜的干爽体验啦。”

 

 “噗。”这次水是真得一口喷了出来。我怀疑伊万·布拉金斯基同志可能是思维混乱,把护舒宝广告当成了是在推销卫生纸。

 

  当晚我面不改色地向护士小姐说出伊万不在病房休息的理由时,她只是轻轻叹了口气,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可见她也是习以为常了,拿那家伙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 

  中午吃饭的时候,伊万坐在我床旁边的凳子上,眼睛盯着电视里滚动的新闻。滤过树梢的阳光碎屑落在他鼻头上,凸显出利落的轮廓线。当时他正在和一小块牛肉较劲,用叉子在上面又叉又扯,玩得不亦乐乎。

 

我一边用筷子仔细挑出饭盒里的花椒,一边吐槽他大热天竟然还穿着长袖戴着围巾。

 

“你见过地中海吗?”他毫无征兆地发问。

 

“见过一面。”我想起自己与地中海的一面之缘,不禁嗤笑。

 

“小时候,我一直以为地中海是地球正中央的一片海。”他的鼻头红红的,神情认真。“我姐姐说不是,但我一直那么认为。”

 

 我专注地低头用筷子扒拉饭菜,没顾得抬头搭理他。他拿起筷子,比划道:“我以前经常做关于地中海的梦。我架着飞机,或者在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轮船上——像一头巨大的鲸鱼那样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。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暖意,一点儿也不伤人。”

 

“我敢打赌,等你到那里你就不那么期待啦。像你这种生长在极寒地区的人一定会被潮湿的空气折腾得抓耳挠腮。”

 

“可是我喜欢温暖的地方。”他又偷了我一小块土豆,口齿不清。

 

我瞥了一眼窗外。早至的秋风几乎已经将所有的叶子扫干净,但天气还很温和。我闭上眼睛的时候甚至能感觉到橙色的阳光贴在皮肤上,时而游走时而停驻。

 

“我觉得华盛顿不冷。听说今年冬天会是暖冬呢。”

 

“我冷。”他当真打了个的寒战,吸了吸鼻子。“真搞不懂美国佬为啥对空调这种东西情有独钟,要是在俄/罗/斯,你看谁敢用空调?冬将军牌天然制冷技术,包你一年四季冻成狗熊。”

 

 “哈,”我眯起眼睛嘲讽他,“昨天晚上睡觉又没盖好被子吧,活该。”

 

  他大概是想要顶回我一句的,但是他没有。因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下一秒他就神情痛苦地捂住嘴巴,哇地一声弯腰吐了出来。

 

  以前在乐团担任首席的时候,我一直被路德维希誉为‘最不令人胃痛’的小提琴手。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优秀的琴技,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处变不惊的性格。当年安东尼奥在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前临场颤颤巍巍的时候,我都是面不改色地平视台下密密麻麻的人潮,面部红心不跳地调音、揉弦、演奏。

 

  我从来没有如此手忙脚乱过。

 

伊万弓着腰,姿势像只被踢中了胃部的大猫。瓷砖地板早就被他的牛肉三明治糟蹋的一塌糊涂。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,仿佛毒瘾发作了一般。我想是他那不争气的铁腿惹得祸。他没有力气支撑起自己身体的重量。

 

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像疯狂的捶打机,几乎要将胸膛锤裂开来。我内心里其实很好奇,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处变不惊的王耀吓成这幅模样。我试图呼吸——下一秒,我看到地上那团污秽里边出现了刺目的红色。

 

  他在吐血。他在吐血。

 

有人冲着我的耳朵尖叫,那极高的分贝几乎要将我的耳膜刺穿,震碎成渣。等我反应过来时,两个粉帽子的护士冲了进来。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我自己的尖叫。

 

他要死了。他是不是要死了?

 

我不能呼吸了。有水草缠住我的足,越是挣扎肺里积的水就越多。关于他要死了这个想法紧紧缠住我,越勒越紧,越扎越深。我想大声喊叫,我想歇斯底里。那团鲜艳的红色就在眼前挥之不去,我试图别过头去,但却还忍不住要去看它。

 

她们两个很镇定。一个把盆接到伊万面前,一个人扶着他慢慢往床边走。但他显然已经没有力气再吐了,苍白的脑门上挂着大颗大颗的汗粒,双手紧紧钻成拳头。他的嘴唇上还残留着深色的血,像一道突兀的疤痕横亘在干瘪的唇瓣上。我觉得胸口闷得慌,头晕脑胀辨不清方向。

 

“嘿,别担心…”

 

我知道他想要说什么,他是叫我不要担心他。但是我没有让他说完,因为他此刻气若游丝。我对着他不停地点头,他对我挤出一个勉强到不能再虚弱的微笑。

 

“..我想现在我的胃需要点儿护舒宝。”

 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几乎要哭出来。但是却精神分裂地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。

 

两个护士面面相觑,她们俩显然不懂得我们之间的内部幽默。

  

  “布拉金斯基先生。”其中一个扎马尾的说,“您上午刚刚做过L1-2放射治疗,那是个药性极强的治疗,所以您现在身体虚弱得很。您需要休息,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就按床头的那个紧急按钮,明白了吗?”

 

  伊万躺在床上,像个孩子似的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

 

  “还有…王耀先生。”她忽然转头看向我。

 

  “嗯?”我回过神来。

 

  “您看上去不太好,需要今晚我们为您换间病房吗?”

 

  “不,不要。”伊万抢在我开口之前说道,“他今晚哪也不去。吓到他是我的不对,由我来负责向他赔罪。我要证明给他看…我会活得好好的,要不然留给他的心理阴影的面积连爱因斯坦转世都求不出来。”

 

   马尾辫的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俩一眼,又与旁边的那名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她以询问的眼神盯着我的脸,耐心地等待我的答复。

 

  “不用了,谢谢您。”我的呼吸终于恢复了正常,“我在这里很好。”

 

 

 

 

  “你的脸色很苍白。”

  

  医生给了伊万两片口服片,我递给他盛了热水的杯子,他不肯自己喝,非要我端到他嘴边喂他。我问医生有没有看到伊万吐血,如果有的话,为何及时不处理。

 

他只是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,笑了笑没说话。那笑容很尴尬,以前如果有重要人物在公共场合说了不好听的笑话,大家才会不约而同地露出这种干巴巴地、带有安慰意味的笑。我琢磨不透那其中究竟是什么含义。我想问他,但他被前来的护士叫走了。

 

  “你真麻烦。”我盯着伊万困难地将两片白色的药片咽下去。“我又不是护工,凭什么让我像照顾三岁小孩似的照顾你?”

 

  “没办法啊,药太苦了。前几次吃的时候我差点连药片都一起吐出来。”

 

  “这和逼着我喂你有什么关系?你自己不是有护工吗。”我发觉自从认识了布拉金斯基后,我翻白眼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

 

  “因为你比较甜咯。”他一脸谄媚地冲我眨眨紫色的眼睛,由于气色虚弱,反而像个耍赖的孩子。

 

  “你脸色苍白。”

 

   我没答话,任由伊万自己胡说八道。凑近他的脸颊时,我嗅到了淡淡的药味。

 

“你确定自己没事儿吗?”东欧人又重复了一遍,仿佛一遍还不够似的。

 

“你是指看到你吐血呢,还是指被你当做免费劳动力伺候你呢?”

 

他没接话,我以为是因为他生气了。于是我抬起眼,意外地对上他略带担忧的目光。

 

“真抱歉啊,耀。”他的语气里竟然有些许愧疚。

 

“没什么可道歉的。”我说着玩起了自己衣襟的布料,尽量避免与他有任何眼神接触。因为他的目光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,像一只走丢了的金毛巡回犬。在所有的犬类里,我最喜欢金毛,因为它们温柔无害带着点亮光的黑眼睛,还有那柔软的粉色舌头。伊万的床铺很暖和,靠着窗边的一排暖气。但即便没有触摸到他的皮肤,我也能感觉到他身上很冷,那种异样的苍白的寒冷从他裹着毛毯下的每一个毛孔浸出来。

 

“不过看到你那个狼狈的样子,我可是坚决不想去化疗了。”

 

他抬眼凝视着我。若不是那棱角分明的脸颊,任何人都会以为只有女孩子才会有这样长得过分的睫毛。

 

“对不起,我骗了你。”他忽然说。

 

“什么?”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 

“那是西红柿汁。”他的话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 

我一脸疑惑地盯着他的脸,就差把他的脑门盯出一个洞来了。

 

“西红柿汁啊。娜塔莉亚给我带的一堆食物里边有几盒西红柿汁,中午吃饭之前我喝了一盒。你不会真以为…”

 

 他还没说完话就开始自顾自地笑,仿佛站在他眼前的我是个天大的速冻级冷笑话。显然,伊万并不是第一次开这种玩笑了。我想起医生脸上尴尬的笑意,渐渐由一开始的不知所措转变成愤怒。要不是他还躺在病床上,我真想用手使劲去掐东欧人的脸,并且盘算着用多大力气能把他那艺术品似的鼻梁一拳打歪。

 

“伊万·布拉金斯基!你这个该天杀的——”

 

“没想到你还真信了!瞧你那一脸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哈哈哈哈…你真得太可爱了,王耀。”

 

他笑得很夸张,前仰后合,直到他喘不上气来,又猛烈地咳嗽了两下。

 

而我却没有笑,因为这是一个无比拙劣的玩笑。我生气,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上了他的当,另一部分是因为自己不但上了他的当还买了他的账。就在几个小时前,我还觉得自己几乎要窒息在恐惧的潮汐里,那团血强烈地刺激了我的脑神经。直到现在,我还能清晰地感觉到脑皮层下的大动脉在一跳一跳的。

 

小时候,学校偶尔会发下那种无关痛痒的问卷调查。在“最想去的地方”那一栏,我总是会无一例外地填上“委内瑞拉”。我向往南美洲横跨盘亘的峡谷,向往宽阔无边的草原和天高云淡的丘陵。但是我最最向往、最最期待能有生之年能看到的,归根结底还是——

 

羚羊。

 

后来我才明白,为什么我对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深深着迷。

 

因为我和伊万就是两只羚羊,唯一与其他人的不同不过是暂时掉队了而已,但本性与其他的羚羊毫无本质区别。

 

那时我们都太年轻。我们是宽阔草原上飞跃的羚羊,我们灵巧地旋转,落地,尽情享受故乡那份独特的天高云淡的孤独。我们奔跑,不是为了渴望沟壑里的水源,也不是为了赢下这场你追我赶的角逐。我们奔跑,只因有力的四蹄踏过土壤与草籽时的声响——那是大地的心跳。

 

我们奔跑,只因随性,只因自由,只因飞翔。

 

    但是在这场年轻放肆的角逐里,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忘了一个字眼——令人谈之变色的字眼。

 

    我们都忘记了,草原上不只有我们,还有身后穷追不舍的雄狮。

 

    下午的时候,我几乎以为自己要失去他了。

 

    我讨厌极了自己的矫情。认识伊万·布拉金斯基不过一个多星期而已,理论上我们还算不上熟人,或许按照严格的标准,我们甚至都不是朋友。

 

    但我是绝对不愿意失去他的。我们刚刚认识一个星期他就死了,还是死在我的怀里,这让我怎么向他的家人解释?

 

更重要的是,我无法向自己解释这件事情。

 

    我的朋友,我的病友,我在乎的人——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地下丧身于雄狮的血盆大口之下。而我呢?我身为一只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”的牲畜,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奔跑,跑到足够遥远的安全地带,然后回过灵巧却略带哀伤的头颅,眼睁睁地看他被撕咬成碎片。

 

    但是他现在却告诉我,那东西是西红柿汁。

 

人们往往对失而复得后的感觉有种误解,我并不否认那种劫后余生的快乐和庆幸,但却无法与大多数人感同身受。

 

劫后余生后,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愤怒。

 

我把伊万·布拉金斯基床头的枕头抄起来,他没有躲避,只是一脸那种最具有代表性的“伊万牌”无辜神情望着我。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心里的怒火燃烧得更旺盛。在这个时候,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干脆得像个爷们。只要我想给他一拳,我就一定会给他一拳。我或许还会咒骂他的铁腿,指着他的鼻子指控他不但是个瘸子,还是个可恶的骗子。虽说我显然不是他的对手,但他正虚弱着,肯定也不会还手。但很遗憾的是,即便知道他不会还手,我仍然没有那样做。

 

他孩童般的眼睛还是说服了我的脾气,只不过有那么一秒不忍心,抓着枕头的手指就失去了紧握的力量。

 

“耀,你听我解释——”

 

“你他妈滚。”我把枕头往他怀里一扔,径直往自己的床铺方向走。我试着钻了钻拳头,手指冰凉得像十根木棒。

 

“王耀。”伊万开始叫我的大名。这么久以来他都叫我“耀”或是“小耀”,我都已经不习惯听到自己的大名从他嘴里出来了。

 

我不答话,拖鞋在脚底下摩擦出滋啦滋啦的响声。

 

“王耀。”

 

我拉上蓝色的帘子,将自己的床铺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,确信伊万·布拉金斯基从这个角度看不见自己。然后我从枕头底下抽出一盒中南海,借着微弱的灯光打量起红色的盒子来。观察了大概有几秒钟吧,我没有犹豫,从方块盒子里抽出一根崭新的香烟,放进嘴里去。

 

“王耀。”我这才发现,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声音也可以低沉如钟声。他那温软的娃娃音原来是装出来的。

 

我是没有烟瘾的。初中的时候,我偷过父亲的红双喜,躲进学校的男厕所里抽。我以为吸进第一口的感觉应该是很爽的,但事实上,我感觉自己的喉咙被那黄不拉叽的碎屑烧出了一个洞。时隔多年,我都只是把烟放在牙齿之间,但不点燃。亚瑟他们总说,我是个爱装逼的家伙。

 

“王耀。”

 

我终于忍不住了。想张嘴骂人,但嘴里叼着的烟先掉了出来。

 

“你他妈叫那么大声叫什么叫啊!”

 

吼完之后,我才发现自己刚刚在歇斯底里。真是奇怪——以前,我对于各种事物的容忍度是出了名的高,更不要提为这种小事发怒了。但是那发泄的感觉着实是不错的,至少能让伊万停止他叫魂般的念叨。

 

“我都道歉了。”显然,伊万·布拉金斯基不是那么轻易投降的人。“你真是小心眼。”

 

“我小心眼?”我气得笑了出来,“你怎么不去死呢?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布拉金斯基,你在说话之前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在做什么。因为如果你再对我施那不好玩的小把戏,我可保不准下次你那漂亮的鼻梁骨是不是会歪个九十度!”

 

“我是想提醒你,在医院里不能吸烟,更不要红着眼睛吸烟。那样会把鼻涕也吸进嘴里的。这不是你一个癌症病人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 

“吸烟?哈!胡说什么呢,谁他妈吸烟了。你是病得不轻出现幻觉了吧!”

 

“如果你想抽烟的话,就出去。”他说,“要不然就把你那该死的破帘子拉上,让护士看见了也会把你轰出去。”

 

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,直到目光扫到蓝色的布帘子时,我才发现方才自己只拉上了一半帘子。布拉金斯基坐在斜对面的床上,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,正好将一切尽收眼底。也就是说,他看到的是我傻了吧唧地对着半边帘子,叼着烟头却不点燃,还念念叨叨的景象。

 

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在犯傻。在伊万·布拉金斯基眼里,我大概就是个可悲的小丑。想到这一点的时候,我忽然觉得很累。或许是由于刚刚乱发了一通脾气,我已经没了和伊万对峙的力气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,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忘到天外去。

 

所以我干脆就任由那该死的布帘子耷拉着半截,只身钻进被窝里,背对着斜对面的那张床。我用被子把头蒙起来,挡住从天花板和四面八方洒进来的光线,尽量不去嗅被褥间陌生疏远的消毒水味。那种味道让我愈发想家。我想念北京胡同里冬天的气息,那种混合着年味和糖葫芦甜腻的气息。

 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隔着厚实的被褥,我模模糊糊听见伊万嘟囔了句什么。

 

我理所当然地没有回答伊万的自言自语。他大概是放弃了,我这样想着,心里竟然泛起莫名其妙的失落和难过。那无法触及的情绪混进风里,将蓝色的窗帘吹得鼓起来,像只哀伤得恰到好处的孤帆。

 

我的妹妹还在生我的气,我的朋友们此刻正在佛罗伦萨吹海风。而我呢?哈,我大概是在这该死的破医院憋得要发疯了。

 

正这样想着,被褥忽然被一把掀开了。我没有时间去做出任何反应,伊万·布拉金斯基就一屁股坐上我的床,顺手一把将头顶的蓝色布帘子拉了起来。

 

我不知道他瘸着一条腿,是如何做到轻松爬上床的。

 

我呆呆地坐在床上,周围的光线被深蓝色的布料隔绝在外面。他离我太近了,虽然皮肤和皮肤之间没有亲密的接触,但由于夜里的病房出奇地静,我竟能清晰地听到他胸膛里的心跳声。咚咚,咚咚,就像正常的健康人一样鲜活地跳动着。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万的心跳上,所以被他的双臂环在怀里的时候,我吓得几乎要从床上跳起来了。

 

天啊!

 

他的领口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,说不清道不明,像是极为淡的清漆。过了好一阵,我才反应过来,那是中学时美术课上时常用到的玛丽牌颜料。我的血液在迅速膨胀,以极快的速度充向我的大脑。他的胸膛比想象中的宽厚,足以充当一个人的避风港。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好笑又难过,同时又使得我瞬间清醒过来。我伸出胳膊和脚反抗,但是即使他病着,手臂上的力气也仍然大得惊人。

 

妈的,肺里那该死的无形的潮汐又在泛滥了。呼吸停滞了又几十秒,然后我注意到他的头迟疑地偏了偏,像鸟儿打量一只异域的、令它们极其不解的花似的。然后犹豫了片刻,松开了搂抱着我的双臂。

 

“嘿,嘿。”伊万扳过我的后脑勺,修长的指尖揉乱了马尾的发梢。“你要冷静,我的小黑猫儿。冷静,知道吗?跟着我深呼吸。”

 

“放开我。”我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在颤抖,我很不愿意这样想,但是布拉金斯基肯定也听出来了。

 

“看来,”他看起来有些出乎意料,“你还把我挺当回事儿的。”

 

真特么蠢。

 

紧接着,我的嘴唇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,有些干燥,有些冰凉。我的眼睛被伊万额角的发梢轻轻触碰了一下。当我终于反应过来那东西是什么的时候,伊万·布拉金斯基已经放开了我,躺回到原先的姿势了。

 

“这样好些了么。”他笑得像狡猾的熊。

 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直勾勾地盯着那双漂亮的紫色眼睛。

 

“慢慢来,”他垂下眼睑,握住我的左手贴在他胸前。胸口在起伏,像线条柔和平缓的山丘,心跳声震得胸骨也传出温和的涟漪。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。”

 

仿佛所有声息都凝滞在光年之外的宇宙里,只剩下我和他两人交替的呼吸声。

 

我的缺氧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 

 

 

“你在写什么?”

 

他的声音有些低沉,质地却出乎意料地柔软。

 

我停下笔,抬眼对上伊万若有所思的目光。他半坐在对面的病床上,树梢将光影小心翼翼地滤过,分布不均地撒落在脸颊上。手背上插着一根透明的塑料管,衬得手骨鲜明清晰。他的左手上有一块浅色的污渍,不是那么明显。但不知为何,那块污渍让我感觉不舒服。

 

他这些天学乖了,护士不再允许他傍晚时出门,他也就听话地待在病房里。有时我们下国际象棋,他的棋艺真是令我不忍恭维。我们面对面坐在他的床铺上,在明亮的灯光下盯着棋盘对峙。我喜欢看伊万下棋,他有个习惯性动作:思考的时候喜欢用右手抵腮。也正因如此,他总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杀得我片甲不留。这让我很不服气。以前我和本田菊对峙的时候,也从未输得如此狼狈冤枉过。

 

多数时候,他叼着铅笔望着窗外的树叶发呆。时而蹙眉,忽而又舒开眉宇。通常这时候,他会把笔握在手里,在速写本上奋笔疾画。或许他爱涂鸦,我想,我小时候也爱涂鸦。但是我画得一点也不好,所以后来不得不放弃了。

 

“你在写什么?”伊万又问了一遍。这次他下了床,我这次看清了——他侧身去寻找拖鞋的时候,暴露出了手背上的那块污渍。那是一块凝固了的黄色颜料。伊万好奇地走到我的床前,低头去看。

 

“从第一天开始你就在那里写东西,是在记日记吗?”

 

“不是,我看上去像那么少女心的人么。”我回过神来,将笔夹在纸张之间,迅速地合上了笔记本。我注意到伊万有点失望的神情,忽然觉得自己挺没意思的,居然和一个大男孩较劲。

 

“是信。”我低下头,忍不住又说,“别笑我老土,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信、写信要寄给谁。”

 

“那就别寄出去了。”

 

“哦?”我挑了挑眉,“难道在病床上写信也成了癌症病人不该做的事情?”

 

或许是出于错觉,我从他的声线里感知到了某种笑意。我抬眼,发现伊万正看着我。夜晚将他紫色的眼睛映衬得更加深邃,在日光灯之下,他的瞳色是淡淡的紫色,让人想起墓园里沉睡的紫罗兰。

 

“你还在生我的气。”沉默良久,他忽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。

 

“别开玩笑了。”我皱眉。我明白伊万指的是什么,却装作没听懂。“我气性没那么大。”

 

“你就是。”他坚持,而我摇摇头。

 

“你生气了,而且气性还不小。你生气,因为你上了我的当;你生气,因为你不仅上了我的当,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你生气,因为你讨厌这个该死的地方。相信我,耀,我也讨厌这个地方。这里闷得发慌,所以我才想逗逗你,虽然方式完全错了。”

 

“我想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比较讨人喜欢。”我撇了撇嘴,说着低下头去拿放在床头的那本书,表明不想再多废话。伊万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笑了。

 

“你的书拿反了,王耀同志。”‘王耀同志’是另一个伊万·布拉金斯基给我起得绰号。这外号老土得掉渣,而且容易使人浮想联翩。

 

我恼羞成怒地把那本砖头厚的《旅游手册》重重扔在枕头上。正为我换输液带的护士好奇地看了伊万一眼,却一句话也没说。

 

平心而论,我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,不爱与别人发生正面冲突。但是我此时真心希望护士能给自己换一间房,哪怕是和隔壁那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分享一个房间,也比这个性格古怪的家伙好上一万倍。

 

“别叫我王耀同志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?同志同志,你知道同志什么意思吗就乱叫。”

 

伊万安静地打量了我一番,正色道:“我觉得你挺像啊。”

 

“像你大爷的!”我一激动,差点把手背上的管子扯下来,一旁的心电图嘀嘀声响的速度加快了。一旁观战的护士小姐一见势头不好,立马上前来阻止。

 

“布拉金斯基先生,您刚刚的行为打扰了王耀先生的休息,这样一来不助于他康复。请您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。如果您不能遵守本院规章制度的话,我们会强行请您转院。”

 

护士是位个子娇小的白人女孩,她面容严肃如僵硬的岩石。有时我低着下巴发呆的时候会想起她柔和却带有棱角的线条——高耸的颧骨,墨绿色原石的眼睛,还有线条夸张、束在脑后的大波浪。诚然,用“漂亮”这类词语去形容她丝毫不夸张。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睛里缺了点什么。或许是因为她从来不爱笑,所以即使是美丽,也是冰冷机械的美丽。

 

“王耀先生,”她抬了抬下巴,“您也是个成年人了,应该懂得要为自己负责。”

 

布拉金斯基先生在原地站了片刻,嘴唇张了又合,合了又张,像水族馆厚重玻璃那头面容扭曲的深海鱼。但他总归是没有说出一个字,只是略带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,塑料拖鞋在瓷砖地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。“不用你扶。”他粗声对护士说,“我自己能走。”

 

我面朝那堵墙躺卧着,长舒了一口气,然后重新从床底下抽出那本折角的《旅游手册》。

 

我一页一页的做着计划,直到彩色的便签纸贴满了书页,直到夜色与月影交织交融,我才把那本书塞回枕头下面去。

 

 

 

 

 我破天荒地没有做梦。

 

 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神奇。自从大脑得到大片空闲后,周公几乎每晚都要来与我会面。或许他老人家是被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存在感吓到,临时改变了行程也说不定。

 

  今天对我而言是个大日子。至少,亚瑟和安东尼奥是这么说的。伊丽莎白抱着一大束康乃馨,与提着水果篮的钢琴手罗德里赫站在一起。半个月前,他俩正式宣布成为一对儿,这可让大家捏了一把汗。然而罗德里赫也颇有初为人男友的觉悟,看伊莎满面红光就知道他俩相处的应该不止是愉快。

 

 “哎哟,王耀啊。”弗朗西斯用赞赏的眼神瞥向麦迪逊(也就是那个扎马尾的护士),压低声音说。“你这儿的待遇还不错哈。随便一个护士都可以上娱乐周刊封面啦。”

 

 我干笑了两声。伊万把他那边的布帘子拉上了,我想,他估计也在嘲笑弗朗西斯的无知吧。

 

   “是啊,你完全可以勾搭上这么一个妹子。”亚瑟讽刺他。“凭借你那张胡茬脸。”

 

   “那是理所应当的。”弗朗西斯显然察觉到了对方话里的不对劲,“不过哥哥我虽说魅力无限,但也不是滥情之人。对不对,小亚瑟?”

 

    亚瑟必定是准备了一肚子话用来反驳的,但伊莎却很适时地打断了他们俩。我们心里都明白,如果不加制止的话,这两个人很可能会斗上一天的嘴。

 

   “好了好了,秀恩爱可以,但要保护众多单身狗的眼睛。”

 

    安东尼奥傻了吧唧地嘟囔了一句:“说得跟你是单身狗一样。”话音刚落,他就被弗朗西斯在后面掐了一把。

 

   “你们忘了咱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啦?咱是为了给王耀拍照片而来的,这群蠢货。”

 

   “拍照片?”我好奇地抬起头。“拍什么照片?”

 

   “你的头发留念照啊!”弗朗西斯说着用手揪起我的一撮马尾,被我厌恶地拍掉。“化疗是会掉头发的。哎…哥哥我真是不舍得你这一头秀发啊。”

 

   “不用这么夸张吧。”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滑稽。为头发留念拍照?我又不是十岁小孩儿,还需要别人哄才肯理发。

 

   “相信我,王耀。你会想念你的头发的。”伊莎难得附和弗朗西斯的话,这让我有些意外。我不接她的话,只是安静地看着她蓝绿色的眼睛。让我更意外的是,她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戏谑,而是充满了颇为稀罕的认真。她不是在开玩笑。

 

   “随你们便吧。”我嘟囔了句。

 

   我其实只是说说而已,并没有料到他们真得会为我干如此傻气的事情。但当亚瑟把他的宝贝照相机从包里拿出来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有备而来。

 

于是我也只好认命,心不在焉地任由伊莎和弗朗西斯二人摆布。摆pose,直视镜头,微笑。如此简单的三个步骤,我却做得很费力——由于很久都没有微笑过,我的面部僵硬得像灌进了铅水。伊莎看着一张张浪费的胶卷直摇头:“你以前一直是我们里边最上镜的一个啊,怎么这时候怂了呢。”

 

  我干脆投降:“不拍了不拍了,这不是折磨活人么。”

 

 “你王耀什么时候也开始学弗朗西斯始乱终弃了!”安东尼奥一如既往地满口胡言。

 

斜对面的帘子忽然被掀开了。伊万脚踩拖鞋,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从房间那头走过来。他走到弗朗西斯背后的时候,好奇地向我这边望了一眼。

 

“这是在干什么呢?”他大概刚醒,满眼惺忪。说完看向我:“你朋友?”

 

“拍照片。”我解释道,略带怨念地指了指伊莎。“他们逼我的。”

 

“这是个好主意。你以后会庆幸自己这么做的。”伊万说着指了指他的头顶。我才注意到,那些淡金色的发丝愈发稀疏了。就像刚出生的婴儿,头顶顶着的那一层绒毛。

 

 他披着浅黄色的毛绒外套,看上去有些滑稽,像只大号的毛绒鸭子。伊莎好奇的目光在我俩之间迂回游走。

 

“要不我和你一起拍?反正我头发也掉得不少,趁还没有变成光头的时候留个念。”

 

  伊莎和亚瑟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他们本来是沉默的,现在又换上了那种我熟悉的神情。暧昧。我们这样去命名它。以前弗朗西斯和亚瑟暧昧的时候,他们也同样以暧昧的神情注视他俩。

 

  我不置可否地眨了眨眼。

 

 “这位帅哥挺上镜。”伊莎趁机把伊万推到了我身边。“耀爷架子越来越大了哈,现在拍照都要找个人陪才肯照。”

 

 “耀爷?”伊万好奇地指我。“你们管他叫耀爷?”

 

 “是啊。别看他长得挺嫩,其实心里很沧桑的。”弗朗西斯又胡说八道,“是不是,小提琴首席?”

 

 “沧桑你大爷,胡茬男。”我毫不留情地以亚瑟的名言骂回去。亚瑟正巧按下了快门。安东尼奥一脸白痴的灿烂,而弗朗西斯因为怕被我打而躲得远远的,因此只剩下半个模糊的脑袋伸进画面里。伊万坐在我身旁,眯着紫色的眼睛笑。而我则一脸抓狂,手里拎着白色的枕头,定格成张牙舞爪的姿态。

 

我们一起拍过很多次合照。在魁北克的临时舞台,在伦敦大剧院,在波士顿交响乐厅…至今我还留着那些照片,它们是我们环游世界的证据。照片上的我举着小提琴,笑得恰到好处。弗朗西斯在一旁扮风骚,亚瑟举着中提琴冲镜头笑。其实只有我知道,他在私底下用琴弓狠狠地戳了弗朗西斯好几下。

 

 

 “…确定不能再重新拍一张吗。”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手,不去把这张照片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碎片。

 

“不能,这已经是最后一张胶卷了。”亚瑟忍住笑说。

 

 “耀爷这个名字不合适。”与他们一一道别后,伊万举着照片若有所思。“还是小耀比较顺口。瞧瞧你那翘起的呆毛,多像只发怒的小黑猫…”

 

  “能让我收藏这张吗?”伊万忽然说。

 

我不去接他的话。伊万·布拉金斯基多少让我紧张,尤其是那种低沉又带点绵软尾音的声线,有些调戏小孩子的意味。我看向他的时候,他的目光正巧从照片上移开。我不习惯与他对视,一点也不。自从那晚之后,我实在不知该如何与他继续平安无事地相处。我受不了沉淀在他深邃眼瞳底部的那种深色,让人回忆起冷冽晨雾里的熹微,像一缕那极为渺茫极为稀罕的光束。

   

我想念那光束,但又恰巧是那无害的光束使我难受。上次我的眼睛有幸目睹到如是场景,是在北美的班芙小镇。日出与阴影的界限是利落的笔画。冷冽的晨风里我被裹在大衣里,看着日头沉稳地向天空正央爬去。有人在唱歌,我听得真切却又模糊不清。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带了琴盒,对着冷冽的晨雾和盘旋的飞鸟演奏一曲。哪怕只是最简单的音阶也好,我最喜欢B小调音阶。弗朗西斯说我的口味很奇怪,但我不觉得。

 

   我似乎从伊万的眼睛里看见了扑腾翅膀的飞鸟。但它们只存在了刹那,还没等我回过神,就随那一点儿可怜的光束转瞬即逝了。

 

   “不行。”

 

   “为什么啊?”伊万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。

 

   “你是变态吗?专门收藏别人的丑照。”

 

   “就是因为是丑照所以才需要我帮你收起来。”他一脸理所当然,“万一你哪天忍不住把它撕了,那多可惜啊。”

 

这什么鬼逻辑,我虽然心里吐槽,却也拗不过伊万。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照片塞进了钱夹。

 

我当时不知道,我将很久都不会再见到那张取景模糊的照片。

 

麦迪逊难得把头发散了下来,任由卷曲的棕色秀发温顺地搭在胸前。她检查过伊万的输液包,绕过马蒂的空床走到我这里来。

 

“王先生,今天感觉怎么样?”

 

“不错,眼看这天气是要入秋了。”我实话实说,秋老虎的投降让我也感到神清气爽。

“心情不错?”

 

麦迪逊显然没有料到一个病人会问候自己,她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露出一个略带羞涩的微笑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笑,我敢打赌,如果麦迪逊常常微笑,追她的男人会从这里排到医院外头去。她张开右手,无名指上多了一枚细细的戒指。

 

“恭喜你。”我对她笑。我打算从现在开始练习微笑。如果一个人很久不写字,握笔对他而言都会变成一种技术活。

 

“谢谢。”她显然不适应与病人交流病情以外的事情,“今天晚上您的化疗L1-2就要开始了,需要我打电话给您的妹妹吗?”

 

“啊?算了吧,不用了。她挺忙的。”我想起林晓梅的眼泪,在心里皱了皱眉。

 

“我想您还是再考虑下吧。因为你是初次接触化疗和放射治疗,所以身体会有强烈的不适反应。您需要有人在那里支持您的。”

 

“一点小疼我还是耐得住的。不用了。”我拒绝,“我六岁那年骑马从马背上摔下来,摔断了几根骨头。相信我,我知道疼是什么意思。”

 

我没有告诉她的是,我的左手也有两根手指骨折。当时我被打了石膏站在医院的走廊上,听着医生的嘱咐。我真得很疼很疼,但我更在意的是医生的话。

 

“你会有四个月没法碰小提琴。快去庆祝吧,小鬼。”她是个年轻的女人,语气里带着点安慰的意味。但我听了以后反而想哭。因为我要等待漫长的四个月才能拆掉绷带和石膏,才能再次让手指游走在弦上。我想念我的小提琴,它是我最忠实最默契的伙伴。

 

夜晚的时候,我将琴盒打开,看月光在光滑的琴身上停驻。我将下巴搁到琴尾部,试着用肩膀和下巴将它固定,然后又动了动手指——痛。我紧咬着牙齿,将手指在琴弦上按下去,但那换来了更加钻心的痛楚。我试着运了几下弓,却只能发出难听的、类似于锯木头的声音。母亲从卧房里跑出来,她没有责骂我,只是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。

 

“可怜的耀。”她摸着我的头叹息,“你一定会好起来的,相信我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 

我羡慕那个年月里无知的自己。因为有信念,所以一切看起来都触手可及。而现在,我不确定一切究竟会不会好起来。而正是那种不确定加剧了我的不安,让它无处可藏。

 

“那可不是什么小疼。”她神情认真起来,“您该相信我。”

 

我刚想拒绝,伊万忽然发话了:“我可以。”

 

“抱歉,您指的是?”麦迪逊显然是困惑了。

 

“我可以暂时代替她妹妹的角色,陪在王耀先生旁边帮他渡过化疗第一期后的不适。”

 

“不用…”我说到一半看到伊万的眼神又自觉地闭上了嘴。

 

“我经历过L1-2。你也看到了,耀。那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”他看起来已经为我做好了决定。不知怎么地,我不喜欢他这幅自作主张的模样。

 

“这可不行。您自己也需要休息,别胡闹了。”麦迪逊抗议道。

 

“看在我暗中撮合你和戴里克医生的份上,麦迪逊。拜托了。”他可真会耍花招,我在心里暗暗惊呼。“还有明天不是有互助小组的活动吗?耀对这里不熟,我可以带着他一起去。”

 

     麦迪逊被伊万的油嘴滑舌绕得无可奈何,终于投降。“以后别再拿我和戴里克说事儿。还有,这次可别再把人家小马蒂的衬衫涂成的绿色的啦。”

 

后面那句我没听懂是什么意思。麦迪逊嘴上这样说着,但她帮我换输液管的时候,我却看出她的眼睛里带着笑意。我很纳闷伊万究竟是修炼了什么绝活,竟能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医生护士打成一片。

 

    “好啦,现在清净了。”麦迪逊前脚刚踏出病房门,伊万就在她身后嘀咕了一句。

 

    “刚从她说衬衫?什么意思啊。”我抵不住好奇心。

   

    “上次互助小组活动的时候小马蒂去了,当天的主题正好是谈论今年想要实现的愿望。马蒂许的愿望是‘能变成一颗漂亮的加拿大杨’。虽然我不明白这孩子在想什么…谁会想变成一棵树呢?结果马蒂告诉我,原来他住的小镇上每一条街道上都有加拿大杨,春天的时候他总爱和哥哥一起捡柳絮花玩。‘华盛顿没有加拿大杨,’他说,‘我想它们了,所以想变成一颗,这样我就能让风传信和它们聊天啦。’于是我就用颜料把他的衬衫改造了一下,马蒂高兴地直跳,倒是我被麦迪逊骂得那叫一个惨。”

 

    “你会画画?”我想起他的那些‘涂鸦’。伊万第一次说这么多话,我有点惊讶。不知为什么,我打心眼里地喜欢那个叫马蒂的男孩子。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傻事儿:抱着小提琴在阁楼里站了半小时,祈祷这块木头能被女巫施魔法,让我奏出流畅的旋律,而非锯木般刺耳的噪音。

 

    “看来我太高估你的智商了,耀。”他眨了眨眼睛。“不然你以为我身上那股颜料味儿从哪来的?”

 

    我这才想起他每天傍晚鬼鬼祟祟地举动——病房里不允许带颜料,他便只好带到花园里边去。

 

“你画得好吗?”我问完就觉得自己的问题有点蠢。

 

“凑合。”他说,“业余爱好而已。卖钱足够了,办画展还远着呢。”

 

“业余爱好?”我更好奇了。“那你主业是什么?”

 

“生病。”

 

我不解地看向伊万。他正摆弄着iPad,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我。

 

“这么说吧。”被我盯了一会儿后他忽然合上iPad,或许是因为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他听上去心情不错。但当伊万抬起头来的时候,紫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。那感觉就像风雨前的积雨云,酝酿着莫名的烦躁。我不明白自己的哪句话触怒了他。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阴晴不定让我像个孩子似的束手无策。

 

“从小陪伴我长大的东西有两样。”我无法从他的语气里判断出他说这些的意图。“一样是一盒铅笔和颜料,另一样是我的病。我从十三岁开始生病。医生说我现在还活着是个奇迹,他们给出的初诊断定我活不过五年。”

 

 “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些?”我感到有些被惹恼了。理由很简单。我关心伊万超过我想要的程度,这是我无法控制的。当一件事情超出我的控制,我就很容易被它惹恼。

 

 “你也没告诉过我你是小提琴首席。”他答得理所当然。

 

这倒是真的,我不太爱提乐团里的那些事情。理由很简单:那已经成为我的过去了。除非我现在能挣脱这些该死的管子,我才有可能自由地下床。但是我不能,因为我一旦拔掉我的心跳监测仪,床头的报警器就会响起,然后护士会在短短两分钟之内赶到我的床前。更何况,我的小提琴并没有带到医院来。是啊,我要它做什么呢?现在正常的站立都能让我感到头晕缺氧,我的大脑里藏匿着一颗定时炸弹,难道我还指望自己在医院里开独奏会吗?真是荒谬,荒谬之极。

 

“你也没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朋友。下次他们来的时候你最好提醒我,这样我会提前准备好耳塞。他们吵到我休息了。”

 

我想再说些什么,但是伊万显然是没有那个耐心听了。我不知道他的态度为何变得如此古怪,仿佛方才和伊莎他们打成一片的那个开朗青年不是伊万,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大多数时候他温和,亲切,乐观。但伊万同时也让我捉摸不透,像七月多变的苍穹,转眼之间风云莫测。

 

娜塔莉亚给他带的东西里边有一盒光碟,昨晚伊万和我争论了好久究竟是看《功夫熊猫》还是《我们来自未来》,最终我俩都没占便宜,折中选择了相对而言知名度更高的《特洛伊战争》。这不是我们初次在病房里放电影。从前我们总是争,我偏好轻松喜剧类,而他喜欢基调沉闷的不知名的老片子。伊万闷头捣鼓DVD捣鼓了半天,终于等来了电视调台的滋啦滋啦声。

 

“我想看看你的画。”我盯着电视上的画面,试图去弥补些什么。黄沙笼罩了一片疮痍的古老土地。叙述者低沉的嗓音与背景里的嘈杂混在一起,覆盖了我说话的声音。伊万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,对我的请求听而不闻。我盯着伊万,而伊万盯着电视——这场景一定又尴尬又诡异。

 

我不是厚脸皮的人。在几次请求无果后,我放弃了。伊万蜷缩着完好的右腿。他曾与我开玩笑,说自己的铁腿让他看上去像那种科幻电影里的混合人。他说那话的时候神情挺愉悦,带着点自嘲的意味,让人感觉他实际上是在打趣别人。

 

医院偏西北角肿瘤科的电视各个都老得掉牙,音质偏差。我们看布拉德·皮特扮演的阿喀琉斯一身不坏铠甲,举剑刺入海克多的胸膛,导致他当即毙命。“错不在你。”他捧着将死敌人的手痛哭流涕,“错就错在你是特洛伊的王子。”他把布莱赛斯的布满血污的手攥住,与他不幸的爱人做诀别。“你走吧。”他说,“我今天杀了你的哥哥。”

 

在影片的最后,阿喀琉斯倒在喧嚣的火焰里,肮脏的金发里裹着那双冷蓝色的眼睛——那双杀死无数人的眼睛。他将与特洛伊同归于尽,为世人口口相传铭记永久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他在最后一个镜头里的神情有些像伊万。看着他坚若磐石的身躯轰然倒下,我喉咙里发紧,有些不舒服。

 

“我嫉妒你。”

 

电影播到巴黎将剑交给那个年轻人那里时,伊万忽然打破了长久的沉默。开始我没听明白——这句话来得太唐突,丝毫没有先前的铺垫。我盯着屏幕发愣,特洛伊城熊熊燃烧的火光映照在脸上,忽明忽暗。

 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 

“因为你有一堆烦人到要死的朋友。”

 

“…”我不知如何作答。

 

“说真的,我讨厌他们。”伊万边玩弄着衣角边自言自语,“他们真得很烦人。但我还是嫉妒你。”他说完看向我,笑了一下。

 

“你是小孩吗?”我忽然感到有点生气。“你几岁了,伊万·布拉金斯基?还需要别人哄你吗?”

 

“上次娜塔莉亚来是九月七日,再上一次是八月二十七日。在那之前已经四个月没有人来看望过我了。说是在乎你爱你的那些人,其实只是爱着他们自己而已。”

 

“也许你的朋友很忙…我是说,谁都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。”

 

“你的朋友也很忙,为什么他们还是来了呢?”他打断我,直视着我的眼睛。“因为你有真正的朋友,而我没有。你是个幸运儿,却不知道自己幸运。”

 

“我们以为我们是朋友。”我的耐心要到达极点了。“你总是这样轻易下定论吗?”

 

“哈。”伊万干笑起来。笑得很不由衷,意义不明。我有预感他要说些不好听的话了。

 

“王耀。我他妈都在你嘴唇上吻了几口了,你还跟我玩这套。跟你做朋友?我不稀罕。”

 

我感觉我的太阳穴在急速跳动。我紧紧攥着拳头。仿佛下一秒它就可能会冲出去给伊万·布拉金斯基一拳。“你想怎么样。”我努力镇定下来,尽量压低声音说道。“指望我现在扑上去亲你吗?像朋友那样亲吻你吗?”

 

伊万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我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伤人,而且句句带刺。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伊万的脸色阴沉下去——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神色,像暴风雨前聚拢在天空中的乌云。他的polo衫被拎在手里,仿佛随时准备扔向我。

 

但伊万没有。他只是起身,拄着拐杖走到我的病床前——他的裤腿太宽了,又露出那半截闪烁着金属冷冰冰光泽的铁腿。我第一次觉得他看上去很苍老,像瞬间穿越了几十年光阴那样。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着速写本。下一秒,他就把那巨大的黑色牛皮本子一把扔到了我的床上——就像扔掉一袋垃圾一样。

 

“给你看我的画。”他的语气充满讽刺意味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》

 

     海浪在夜色里疯狂地亲吻着礁石。

 

     风毫不吝啬地灌进衣领。东方人赤着脚,纵使裤腿一直挽起到大腿根部,却还是被飞溅的泥水彻底打湿。他在夜里的海岸疯狂地奔跑。他跑。一轮突兀的弦月挂在脑后,他将银色的月光和浪尖甩在身后。他跑得脚踝发胀,浓墨般的黑发在背后张牙舞爪。但是他不能停,坚决不能停。潮水从背后袭上来,冰凉的海水灌进口鼻。他被卷入海里,张大了嘴巴,试图发出无声的尖叫。

 

   半夜醒来的时候,我以为自己的五脏六腑停止了运转,凝固在石膏般僵硬的皮肉之下。我使劲摇摇头,试图去甩掉胸口那种几乎要窒息的不适感。我浑身都是粘稠的汗,感到一阵燥热。匆忙起身的过程中我手上的输液管被扯了一下,手背上一阵火燎的疼痛。但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我汲着拖鞋咣当咣当跑到病房的洗手间里,跪在马桶旁边就开始吐。

 

我吐得天昏地暗天旋地转。仿佛内脏与口腔由一根管子连接起来,所有不明所以的半流质物体顺着它倾泻而出。我感觉自己颤抖得厉害极了,想握紧拳头,手指却不听使唤。

 

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笑。因为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,让下巴有些痒。我跪在地上剧烈地咳嗽,肩膀时而像山峦一样紧张地耸起,时而瞬间失去一切抓握的力量,松懈下去。

 

结束吧。快点结束吧。我这样想。

 

我在砖地上趴了好久,甚至没有力气起身去打开灯。我跪在水池旁边,口腔里还残留着些许胆汁苦涩的气息。我这样想着,打了个喷嚏。我打算起身,却感觉双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。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、喧哗着,命令它们的主人——王耀,它们需要水,现在就需要,马上就需要。

 

它们疯狂的呐喊震得耳膜几乎要出血。

 

忽然我触到一个柔软的东西,像是一双手——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。紧接着,我的手就抓到了麦迪逊搁置在床头柜上的那杯水。我立刻让嘴唇紧贴上杯壁,清凉的液体迅速滑入喉咙,这让我眯起了眼睛。因为我想起很久以前去过的趵突泉,那时候我想,泠泠作响的泉水大概就是这个滋味。

 

清冽的、鲜活的、生机勃勃的。  

 

借着微弱的月光,能勉强看得清一个人影站在洗手间门口。病号服明显小了两号,裤腿吊在小腿肚的地方晃来晃去。

 

   “你需要起来。”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紫眸在月色里有种冷冽的美感,像只倨傲的狮子。他的声音又恢复到低沉的姿态,在我看来有点疏远的成分。“现在是十月份。相信我,你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感冒。”他的煞有介事的口吻使我恼怒。我的口腔里全是苦味,嘴唇干裂得像干旱地区的地表。

 

我清了清嗓子,却拼凑不出语句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我没有去动伊万的速写本,任由它安静躺在窗边的柜子上。皎洁的月色落在深色皮面,一小点儿金属边反射着微弱的光线。睡不着的时候,我愿意看那些细碎的光斑在伊万的脸上晃来晃去。它们落在他的额头上,他的嘴角,他的睫毛尖。

 

他看我没动身子,叹了口气。我不知道伊万竟也会叹气。在我印象里,他瞧不起那些唉声叹气的老家伙。“如果他们能少抱怨几句的话,”他说,“就能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了。”他向我伸出手,我抓住它。伊万的手心是干冷的,尽管他一天都待在有暖气的室内。

 

伊万试图拉我起来,但我做不到。我的双腿灌满了铅,还颤抖得厉害。于是他只好绕到我身后蹲下来,我感觉到他架起我的胳肢窝——这让我躲闪了一下,随即我的后背贴到了他的胸膛。伊万的动作很慢,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我搀扶起来。他的拐杖碰到了我的小腿,冰凉的触感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。我要自己走。我必须自己走。但伊万对我的反抗视若无睹,他送我回床上,帮我拉上蓝色的布帘子。

 

我又听到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。他‘哗啦’一声拉上了自己的窗帘,带着点绝尘的意味。然后是寂静。彻底的寂静。

 

整个过程,伊万没有再跟我多说一句话。

 

次日我醒来时已是中午了。我环顾四周,伊万不在房间里。麦迪逊来查过我的病历表后,给我了几片白色的口服片。“止痛的。”她说,“它们能让你感觉好一些。”我往柜子上瞟了瞟,发现伊万的速写本不见了。他把它藏了起来,一如藏起他对我的怒意。

 

我说服自己,伊万只是在闹脾气而已。没过多久他就会重新出现在我面前,偷吃我饭盒里的虾仁饺子。然后我会跟他道歉,告诉他我很抱歉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我把一切在脑海里设想得非常完美,就像一场精心设计过的排练,我和伊万只需要照着剧本念下去就可以了。

 

护工西尔维娅是个红头发的姑娘,她瞧伊万的眼神总是有些怪怪的,闪着亮光。伊万本不怎么喜欢她,平时总是两三句话就将她打发。

 

我试图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,却先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 

西尔维娅很漂亮。她今天在外套里穿了一身碎花连衣裙,裙摆像小波浪似的随着走动起伏。伊万坐在轮椅上,她推着他在花园里缓缓漫步,浅桃色的身影像一只若即若离的蝴蝶。伊万是不爱坐轮椅的——他宁愿拄着拐杖,也不愿意有人在身后推他。伊万喜欢自己走路,尽管那样意味着疼痛和疲惫。

 

伊万的那件深蓝色外套在西尔维娅手里——她细心地将它披在他肩上。西尔维娅低头对着伊万的耳朵轻声说了些什么。我看到他笑了,这很不可思议。他笑得很好看,我从没见过他笑得那样开心过。我回忆起他昨天的脸色:像乌云密布的之下的海洋。伊万又与西尔维娅耳语。紧接着——我屏住了呼吸。

 

我试图将视线从他们身上生生拽开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西尔维娅微微俯下身去凑近伊万—— 他实在太高了,在他的脸颊上轻轻落下一个吻。她回避开来的时候脸颊泛着红晕。伊万背对着我,我看不到他的神情。我在模糊的影子里试图分辨出伊万的背影,但我失败了。或许他在寻觅那姑娘的唇,我都不得而知了。

 

我从未比此刻更希望在他脸上看到尴尬、不解或是歉意。我希望。我渴望。但我不能再看下去了,因为我的眼睛除了模糊的光晕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背过身子,对着墙面深呼吸,再缓缓地将气息送出来。

 

我松开手,听见止疼片洒了一地。它们在跳跃,却始终挣脱不了重力的束缚,最终还是如死灰般地躺在了地面上。我跪在地上将它们一个个捡起来,地砖的冰凉刺痛了骨头。然后我推门进了洗手间,把脸洗了又洗。我没有照镜子就出门去找麦迪逊,因为我知道自己红肿着眼睛看起来糟糕透了。麦迪逊又给了我几粒白色的药片,面色担忧地看着我就着热水将它们吞下。

 

“您看起来不是很好。”她说,“是不是哪里又疼得厉害?”

 

“我没事。”我说着走回自己的房间。我撒谎了。我的胸口很疼,就连止疼片也失去了药效。

 

那天晚些时候,我从床底抽出那个贴满彩色便签的笔记本,把它的纸页撕得粉碎。蓝色的纸片化作指甲盖大小的尘粒,从二楼阳台向下一路翩跹而去。

 

 

 

  医院的康复室不大,阳光透过玻璃从半落地窗外照进来。椅子被摆放成一圈,伊万就坐在我对面,正百无聊赖地在iPad上玩割绳子游戏。我总觉得他是故意不抬头看我。要是在平时,他早就耐不住无聊来找我搭话。但如今,他宁愿玩三岁小孩都不愿玩的游戏,也不愿与我相视。

 

不得不承认,我的心底也许还有些期待。我希望伊万走过来,告诉我是我误会了他。我希望他说,他看到了我在二楼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,我希望他说他很抱歉。他没有吻西尔维娅,一下也没有。因为他压根就不爱她。我还希望他张开双臂拥抱我,将冰凉的鼻尖埋进我的颈窝。这一次,我不会惊慌地推开他。因为我做好了准备,去迎接他的怀抱。

 

但是伊万没有。他的手上插着输液管,手指修长而瘦削。他的头发又稀疏了,因为这次我看清了他苍白的头皮。他就坐在那里,像一座沉默的冰雕。

 

我强迫自己将视线从伊万身上移开,去环顾四周。屋子里有些冷,坐在我斜对面的是个戴头巾的年轻女孩。她怀里有一本摊开的《圣经》,她阖上双眼,合上手指念念有词:“亲爱的天父,感谢您能让我们有幸聚集在这里….”

 

我不愿看她,因为她让我感到罪恶。从进门起,我身旁的那个小男孩就一直盯着我看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其实是在盯着我的马尾。男孩看上去大概才五六岁,却比同龄孩子瘦小得多,头上戴着印有飞机花样的头巾。他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白熊布偶,好奇而羡慕地打量着我。除了康复治疗师以外,我是互助小组里惟一一个有头发的人。

 

“大姐姐…”做祷告的时候男孩忽然戳戳我的胳膊。他的手又软又小,体温很低。“你的假发是在哪里买的啊?真漂亮。”

 

我愣住了。他的眼睛是漂亮的蓝紫色。良久,才回应给他一个微笑。“不是姐姐。”我耐着心纠正,“是哥哥。这也不是假发,是我自己的头发。”

 

男孩惊讶地张大嘴巴,苍白的小脸泛起了红晕。我想他是在为自己刚刚的判断失误而懊恼。他看上去太瘦小了,仿佛一阵风就能将这朵未开放的花骨朵吹走。他张了张嘴,欲言又止,又闭上嘴。

 

“那么,大哥哥…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没料到他会问我这样简单的问题。

 

“我叫王耀,叫我耀就可以啦。那么你呢,小伙子?你叫什么名字?”

 

“马修·威廉姆斯。”他板着脸的模样像个严肃的小士兵,学着我的腔调说话。“我是加拿大空军部队的准飞行员。当然,耀也可以像我的朋友那样叫我马蒂就可以啦”

 

我想起自己与伊万初识时他说的那些话。“那里是马蒂,六岁。肝癌第三期B阶段。”他指着孩子的床铺说道,我还记得那张床上放着一束满天星和散落的儿童画报。

 

“你的头巾很酷。”我夸赞马蒂。他对我点点头,闭上眼睛继续对着《圣经》念念有词。“谢谢,”他说,“可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。不然上帝就听不到我的祷告啦。”

 

互助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是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的年轻人。他以美国人经典的乐观语气,讲了一遍又一遍自己与癌症抗争的故事。他被确诊时已经是肝癌四期,医生劝说他回家安心养神,言下之意就是回去等死。但是阿尔弗雷德从未放弃,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冒险手术切除并辅助放射治疗。

 

“他们都说我活到如今是个奇迹。”阿尔弗雷德的蓝眼睛像华盛顿的天空,“或许我是个幸运儿——这应该感谢上帝,但活过这一关的人都该被称作英雄。因为我没有任由我身体里那个该死的玩意儿疯长——我与它殊死搏斗,所以它最终屈服了,我才打赢了这场战役。也许我仍然是以癌症患者的身份活着,但好歹是活着。”

 

演讲到最后,他呼吁我们不要放弃手术治疗。我看见伊万嗤笑了一下,用手指揉了揉鼻子,丝毫不掩饰他的不屑。我也觉得阿尔弗雷德励志得有点不真实。谁不是个奇迹呢?伊万也在被确诊后熬过了审判的最初五年。毕竟,俄罗斯和中国都与美国不同。阿尔弗雷德天生继承了这个国家乐观的性格,而我们不一样。他相信与命运抗争,而伊万,他的血液里是伏尔加河流过的忧郁。至于我,我相信顺其自然才是真理。

 

康复治疗师接替了阿尔弗雷德的位置。他清了清嗓子,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我站起身,对着众人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病症:“Yao Wang,脑癌第三期A阶段。”我不想说太多,因为我知道伊万正盯着我看,那使我很不舒服。

 

而治疗师显然并不满意,他似乎希望我多说些,好活跃气氛。于是他又问我:“Yao?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名字。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特殊含义的,能告诉我们‘Yao’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吗?”

 

“是‘光明’的意思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就有人替我作了答。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看向伊万,他坐在椅子上,眼睛却盯着别处,仿佛刚刚说话的人不是他。

 

“这是个很好的名字。”治疗师满意地赞叹,似乎很开心一直闷不作声的伊万发了话。“以后我们要互相扶持,别放弃追寻光明的脚步。”

 

本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语句,却被他的官僚腔衬得愈发刻意。我不喜欢他拿我的名字做文章。康复室里没有人发话,大家都听烦了治疗师励志的段子。一阵尴尬的沉默,没有人作声。只有小马蒂悄悄凑近我耳语道:“你的名字真酷。”

 

我冲他微笑,思绪却在别处。马蒂凑近我的时候,我嗅到了他身上淡淡的药味。一如那晚伊万靠近我时,我嗅到的那种病号服特有的气息。

 

记不清究竟是哪天晚上,伊万又挤到了我的床上。因为我又做了那个噩梦,梦见那个黑发的东方少年被卷入海底。伊万默不作声地爬上我的床铺,与我并肩而坐。有时候他带着速写本,借着微弱的光完成白天的画稿。多数时候他什么也不带,就陪着我静坐。

 

伊万任由我将额头埋进他颈窝。他戴了围巾,于是我嗅到的药味里多了一份羊绒的温暖。他帮我搓手掌心,一边搓着一边与我闲聊。

 

“我小时候,家人都喜欢叫我‘万尼亚’。‘万尼亚’是伊万的小名,在俄语里有‘勇士’的意思。”

 

“我觉得还是伊万好听。”我实话实说,“万尼亚听上去女里女气的。”

 

“那你的名字呢?”伊万忽然抬起眼睛问我,“‘耀’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?”

 

“…”我若有所思,将头枕在他肩上。“光明,荣誉。”我说,“我出生那年秋老虎厉害得很,我爸十月份还在吹电风扇。当时他在翻字典,吹着吹着就翻来了一个‘耀’字。”

 

“Wang Yao。”伊万想学中文的发音,但无奈大舌头咬字不清。“你教我写吧。”他突发奇想。

 

我本想拒绝他,但又觉得教一个外国人写中文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。于是我让他伸过手来,用食指指尖一笔一画在掌心里划拉。“王是我的姓氏——就像布拉金斯基是你的姓氏一样…”四划,我听见伊万数着。

 

“好简单诶。”

 

“嗯,‘耀’字比较难写,我就不指望你能记住了。”

 

“你不告诉我怎么不知道我记不住?”伊万的牛脾气上来了。

 

   “好吧。”我继续用手指在他的手心里写着,一边念念有词。“耀是我的名字——就像伊万是你的名字一样。”二十划,好复杂,伊万不解地挠了挠头发。

 

“我就说你记不下来的啊。”我看着他抓耳挠腮的样子忍俊不禁。“你这就叫逞强——”

 

    “分明是你写得太快了!”伊万抱怨道,“耀,听我的,慢点儿写。我一定能记住。”

 

我又写了一遍,伊万还是没搞清楚,于是我写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他记住为止。

 

“恐惧。”治疗师的嘴巴一张一合,像水族馆玻璃箱里的热带鱼,氤氲水汽让他的面容有些扭曲。“癌症病人在自我接受的过程中基本都会经过五个阶段:否认期、愤怒期、沮丧期和接受期。但无论如何,其中少不了的总是抗拒恐惧的过程。”

 

“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不愿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,这很正常,因为你们多数人还处在抗拒期和沮丧期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目的。”他说着从文件夹里拿出一沓纸片,分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。

 

“当然了,我不敢保证你们今天走出这扇门的时候会感觉自己重生了一般——那太理想化了,我们都知道不可能。但是我能做到的最少,就是让你们将内心的恐惧发泄出来,甭管是对什么的恐惧。我也不会强迫你们讲自己的心声道出,你们都是勇敢的年轻人,有权利保持沉默。不想发言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纸片上。不过你会发现,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,因为大家的恐惧都大同小异。”

 

他在说这些的时候,康复室里的气氛变了。依旧没有人说话,但我听见了蚕食树叶般的叹息声。那声音源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,是他真挚的话语打动了我们。我抬眼去打量斜对面的那个女孩,她的目光不再低垂着,而是以无害的、亮晶晶的眼神望向我和马蒂。我冲她微微颔首。

 

很快,第一个发言者就站了出来。她叫诺拉,是个来自中欧的女孩。

 

“可能多数人不知道列支敦士登究竟在哪里,但是我打赌,我家乡的奶酪一定比法国佬的好吃。”诺拉笑得恬淡,稀疏的眉毛弯成了月牙。马蒂也咧嘴笑了。我想起弗朗西斯,倘若他听到这样的言论,可能会挑起眉作出高傲的姿态来。

 

“但是,我最大的恐惧正来源于此。”她接着说道,“生病以前,我和哥哥住在一起。他很抠门,大概每隔两个星期才会让我做一次奶酪火锅,但我们心里都知道,他爱死那口味了。后来我开始化疗,连勺子都拿不稳。哥哥再也不提奶酪火锅的事情。”说到这里,她顿了顿,仿佛想让气息平稳下来似的。“我害怕有一天自己不在了,他再也吃不到最爱的口味。”

 

 诺拉将话筒递给旁边的棕发青年。他张了张嘴,说出一个单词:“黑暗。”他叫丹尼奥,十七岁,患有眼癌。话筒到了阿尔弗雷德手里,他夸张地比出一个v字:“Hero没有害怕的东西!”我听见伊万又不屑地嗤笑了一声。话筒传到他手里,他什么也没说便将它递给了马蒂。

 

马蒂将话筒握在手里,若有所思地盯着地面看。他沉思一会儿,开口道:“我怕疼。”他的声音小小的,好像怕别人嘲笑他似的。他说完,便将话筒赛给了我。我在脑海里思索了片刻,决定将话筒传给下一个人。

 

不是因为我无所畏惧——恰恰相反,我不知从何说起。我害怕的东西太多了,实在是一言难尽。我害怕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生活,它就像一尾游鱼那样从手心里溜走了。我害怕自己的指尖再也触摸不到琴弦。我也害怕疼痛——谁不怕呢?在疾病面前,人人都是孩子。

 

“打断一下。”伊万忽然发话。“王耀先生,请问你没有害怕的东西吗?”我注意他用了敬语。

 

“伊万,这个活动是自愿的。如果耀不愿意回答,他有权利保持沉默。”康复治疗师说。

    “不。我只是好奇。”伊万说着转向我,“请问你有吗,王耀先生?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?”

 

他一开口,康复室内的气氛就宛如冰窖。那个乐观而温和的伊万去哪里了?我盯着他漂亮的紫眼睛,试图找寻他曾存在过的痕迹;伊万以同样的凝视来回应我。我们俩就这样隔着半个房间,面无表情地对视。他听见了,我心里有个声音说道。伊万·布拉金斯基知道你的软肋。我心口忽然涌上一股气恼:与姑娘搞暧昧的是他,阴晴不定故意难为人的还是他,我凭什么要为自己一句不恰当的言语而愧疚半天呢?

 

“可是这样不公平,布拉金斯基先生。”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“别忘了,你也没有向大家讲述自己的恐惧。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做你做不到的事情。”

 

马蒂担忧地看着我,轻轻抓着我的衣角,目光在我与伊万之间徘徊。他与伊万关系挺近,这点我在与伊万的谈话中就得知了。马蒂懂得察言观色。“那小家伙可聪明了,”伊万说,“我有本飞机模型图册,上面的型号他基本上全认识!”伊万教马蒂画飞机,借给他图画本涂鸦。第一次手术后马蒂握不住笔,只好坐在一旁看伊万为飞机的机翼上色。

 

  伊万搓了搓手,仿佛那儿有什么脏东西似的。我以为他会说些什么大道理,告诉我我错了——没有人能做到在死亡面前丝毫不恐惧,就算是身为勇士的万尼亚和无所畏惧的阿尔弗雷德也做不到。但是伊万没有。他只是笑着摇摇头,将话筒递了回去。话筒的头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掌,发出滋啦滋啦的电音。日后我仔细去回味那笑容,是我见过的苍凉之最。

 

“我无所畏惧。”他的笑在我眼里像招摇的战书。

 

  尴尬的气氛一直到互助小组结束也仍未散去。我的手心里满是汗,湿粘湿粘的。麦迪逊主动上前,要求将我搀扶回去。我没有拒绝,因为西尔维娅推着伊万的轮椅走在前面,她正兴奋地与伊万说着些什么,而我不想在此时落单。伊万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,一上午的病友会似乎让他耗尽了精力。我瞥过头,在被太阳光刺痛之前闭上眼睛。

 

  “已经十月中旬了。”伊万·布拉金斯基在远处说,声音温若饴糖。我却一遍遍在脑海里拼凑出他吻我时的味道——寒冷的、忧郁却坚决的气息,让人想起北方山丘上挺拔的白杨。

 

走廊里回荡着风声,挟裹着因缺少水分而脆弱不堪的枫叶和桑树叶,占卜出冬日的萧条。完了,王耀。有个声音从我身体里抽丝剥茧,勾紧了每一根战栗的神经。你可能爱上了一个魔鬼。

 

 》

 

  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,伊万没有与我说上一句话。

 

有几个夜晚,急促的拐杖声将我从睡梦里惊醒。我‘哗啦’一下猛地把帘子拉开,眼睛被洗手间门缝流泻出的灯光刺得发胀。我想下床去搀扶他,就像多少个过去的夜晚他搀扶我那样。但是理智不允许我这样做。于是我就这样半夜三更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,披头散发得像个疯子,听伊万在那扇门后跪在马桶前呕吐、冲水,然后再拄着拐杖慢慢走回床来。

 

我盯着他的背影,联想起荒凉的、微微起伏的山脊。他一定醒着,并且知道我也醒着。但他越是知道,就越要装作熟睡的模样。

 

我与伊万之间像结起了一层暗冰。

 

     “你们闹矛盾了,对不对?”连麦迪逊都看出不对劲来了。

 

     “瞎说什么呢。”我否认。“是他单方面闹别扭。”

 

     “这或许很蠢。但无论如何,你不该这时和伊万闹矛盾。他十月底就要手术了,压力一定很大。这个时候作为朋友,你应该支持他。”

 

我开始想念那些日子。但它们就像在雾霭中远去的船只,去意已绝。以前拥有那些日子的时候,我从未想念过它们。但如今,我想念那些能将头枕在伊万肩上的日子。我停留在他怀抱里,呼吸着他的呼吸。

 

   “我们不在华盛顿医科大学医院。”他忽然打破沉默。

 

“什么?”我揉揉眼睛。

 

“嘘。”他对我比手势,“别说话。”

 

“想象一下,我们不在华盛顿医科大学医院。”他继续刚刚被我打断的故事。“我们在经往欧洲的帆船上。你分不清海和天的界限,只能看清银白色的月光和海浪。”他指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月光说,“那是海鸥,”又指着蓝色的布帘子,“这是帆,风将它吹得像半月一样鼓起。”

 

那时我觉得,伊万多么像个诗人啊。他的体温没有想象中的低,身上那种颜料与消毒水混合的味道也并不难闻,反而让人感到莫名的上瘾般的安心。他的心跳与我的耳朵仅仅隔了胸壁的厚度。每一次勃动,每一次沉默的间隔,我都听得异常清晰。

 

渐渐地,周围的景色随着潮汐般的声响而变化。我当真看到了月光和海浪,海鸥在夜空里低飞,蓝色的帆胀如半月。

 

我甚至以为时间会因此而凝固。我以为自己将会永远蜷缩在斯拉夫人的怀里,聆听他心脏跳动的声息。真可笑,时间那样古老的东西,怎么会为了谁的自私而停下脚步?

 

“护士要来查房了。”快要天亮的时候,伊万嘟囔了一句。

 

我把头闷在被子里,不吭声。我们彼此都清楚,这一夜谁都没睡着。

 

“或许我们可以把门上锁。”他又开始调皮了。

 

“或许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,装作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我故意下逐客令呛他。

 

他这次听取了我的意见。拖鞋在地板表面带出轻轻的摩擦声,我背过身去,舔舐自己干裂如凹凸不平山谷的嘴唇。伊万的身影融化在脑海里的熹微中,渐远的脚步是褪去的潮汐。他走向黎明的阳光时,我颤抖着双手阖上了眼。

 

    他再次毫无困难地充当了我的救世主。

 

   “你看上去不太开心,耀。”马蒂打断了我的思绪,尽管年龄很小,他却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出我的心思。方才他手里玩着一架迷你战机模型,一边向我做解说。“这是F-22猛禽,是已经消失了的空中王者。”他注意到我的走神,便知趣地停了下来。

 

   “没有那回事儿,马蒂。我很好,你继续说。”

 

   “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需要很好的洞察力。”马蒂狡黠一笑,露出两颗虎牙。于是他陪着我一同沉默。我注意到他时时刻刻都抱着自己的白熊玩偶。就连什么都不做的时候,他也紧紧抱着它。

 

   “马蒂,上次祷告的时候,你不让我打扰你。能告诉我你都对上帝都说了些什么?”

 

马蒂脸红了。他踌躇片刻后告诉我,他在祈祷上帝能让他快点长大。“为什么?”我问,“长大有那么好吗?”马蒂使劲点头,告诉我了一个秘密:他私底下其实是一名飞行员。“大家都不知道,就连妈妈都不知道。”他压低声音说,“每天晚上我都架上自己的那架飞机,它是红色的。它只有在我睡着的时候才肯出现。”马蒂说,他不喜欢只在梦里开飞机,所以他才要快点儿长大去通过真正的飞行员测试。这样以来,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在白天开飞机了。

 

“我要跳上自己的飞机,抱着熊二郎一起去环游世界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双眼放光,“当然,如果耀想去的话,我也会给你留个位置。”

 

“那我们去哪儿呢?去地中海吗?”

 

“不要,地中海一点儿意思都没有。”马蒂有点羞涩地抱紧了白熊,他顿了顿,才敢道出自己的宏图大志:“我要去珠穆朗玛峰,从飞机上看峰顶的暴风雪。然后我要将飞机开回加拿大,去约克郡,看我亲爱的白杨树。”

 

“我听说你很喜欢加拿大杨树,是真的吗?”

 

“是的。”马蒂的气息有点跟不上了,“我要回去看我的加拿大杨。耀呢?耀想去哪里?”

 

  “我想去…”我一时想不起自己究竟想去哪里。

   

“你们似乎挡着我的路了。”在沉默了十一天后,伊万第一次打破僵局。我缓缓抬起头。他万站在床前,手里提着热水壶。马蒂不知所措地望着伊万——他的手里还摆弄着一套迷你飞机玩具。

 

“够了,伊万。”我忽然不想再沉默下去。“你究竟想要怎么样?”

 

“你误会了,耀。我不是想和你吵架。事实上,我都不明白这些天你对我的态度为何如此古怪。”伊万满脸的真诚,令我分辨不出孰真孰假。“我只是想和你谈谈。”我盯着他,以沉默代替回答。

 

“马蒂,”他忽然转向马蒂,“刚刚彼得在外头叫你了,他说有样稀奇的东西要给你看。”

 

马蒂毕竟是个小孩子。他小心翼翼地爬下床,心怀期待地出去了,临走前还不忘拿上自己的F-22。伊万起身走到门口,掩上了门。

 

“是你先开始的,布拉金斯基。”我冷着脸说,“你讽刺我。你将画本丢给我。你在病友会使我难堪。你不愿意搭理我。一切都是你开始的。”

 

我说话的时候伊万一直在俯视着我,眼神里写满了高傲。“说完了么。”他问,我冷哼一声,没有接话。紧接着,他的唇不知怎么地就堵住了我的唇。我毫无防备,向后一个趔趄。伊万用手接住了我的后脑勺。与上次一样,他的力气大得惊人,并且对我的反抗视若无睹。伊万吻了我足足两分半钟,还是因为我挣扎时无意踢中了他的左腿,他才松得口。

 

“你他妈有病啊!”我吐了口唾沫,用袖子将伊万在脸上留下的口水一把抹掉。

 

“你才有病!”伊万揉着被我踢到的大腿,一边夸张地抱怨,“过两天就要手术了,要是给我踢坏了你陪得起吗?”

 

我死死瞪着他,盘算着下一脚应该踢在什么位置。但他摊摊手,表示自己也没办法。

 

“你生气起来不好看,耀。”他说,“但刚刚你那副绝情的样子,让我忍不住想要吻你。”

 

“哈!就算是一只癞蛤蟆在你面前,你也会克制不住想要吻它的冲动。对吧,情场赢家先生?”

      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他一脸懵懂,但这招骗不了我。

 

      “你可真健忘啊,布拉金斯基。连吻过自己的人都记不清?我可真是替西尔维娅小姐感到悲哀。”

 

      伊万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,仍然一脸迷惑。待到他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,却忽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来。

 

     他调侃我:“你猜得不错,福尔摩斯先生。西尔维娅是对我有意思。”

 

     “不过我没答应她。”伊万又直视着我的眼睛说。

 

“我不喜欢西尔维娅。她忽然吻我,这让我很不自在、尴尬,甚至是愤怒。但我不能赶她走,因为她是我舅舅朋友的女儿。这样一来等于伤害了他的感情。你明白吗,耀?”

 

      我很不情愿,但如果我说不能理解,那便是在说谎。伊万只有他舅舅一家了,而娜塔莉亚又忙得不可开交。他在这里唯一的、最接近亲人的人便是西尔维娅。于是我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
 

      我看出伊万又想吻我,于是我将头偏开一点儿,使得他的嘴唇落了个空。

 

     “你不是小孩子了,伊万。你是个大人。你该对自己的行为负点责任了。”

 

我以为伊万会再次用蛮力将我制服,尽管他知道那样我会很瞧不起他。但他只是用那双带着点忧郁色彩的眼睛凝视我。“耀,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?”伊万的嘴唇动了动。

 

     “我患骨癌七年…”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。

 

     “不,我不想听。”我径直走向门口,但伊万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。“不要走,耀。听我说完。”我停下脚步,依旧躲避他的视线。我不会告诉伊万,他听上去像个即将破碎的玻璃杯。伊万害怕——他颤抖的声线这样告诉我。

 

      你在恐惧些什么,万尼亚?

 

     “你——有烟吗?”

 

     我沉默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盒‘中南海’,抽出一支,与打火机一并递给伊万。“我以为你不抽烟。”

 

     “偶尔抽一支没什么坏处。”伊万这样说着,将烟塞到嘴里。他玩着打火机,并没有将它点燃的意思。“看,就像这样——我将致命的东西含在嘴里,却不将它点燃*。”

 

     “该死。”我说,“你是不是《星运里的错》看多了?”

 

     “难道你不是吗?模仿奥古斯都。”他冲我笑笑,一语戳穿。

 

     “开始的那几年,我的家人天天围着我团团转。冬妮娅天天红肿着眼睛,好像我已经死掉了似的。”伊万说到这里,将烟拿出来用指尖夹住。

 

“到后来,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。不——与其说是习惯,不如说是放弃。‘你好不了了’邻居家的孩子这样嘲笑我的铁腿。‘即使你死了,也是个死瘸子。’如果放在以前,我一定会揍得他们连亲生父母都认不出。但是很不幸,他们跑得太快,而我拖着一条铁腿,怎么也追不上他们。”

 

我感到一阵寒意。病房的一扇窗户开了,我起身去将它关上。

 

“从那时开始,我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,有时候几天也不出去。我烦闷的时候就在纸上涂鸦,画一个地狱,把我痛恨的所有人统统都画进去。”伊万说到这里,竟轻声地笑了。他的手指被尼古丁碎屑染黄。“没想到舅舅看到了以后,告诉我‘万尼亚,你很有天赋’。他还替我买来辉柏嘉的铅笔和玛丽牌颜料,为我请了专业的老师。画着画着,我就发现自己停不下笔了。”

 

不知怎么地,我忽然想起来六岁时遇见的那个无知的女医生。你将四个月碰不了小提琴。她试图安慰我,却适得其反。是母亲将我拥入怀里,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,保证我的手一定会痊愈。伊万也大抵如此。我们都需要有人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,然而这又正是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情。

 

“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很有天赋的画家,伊万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
 

伊万眯起眼睛,又使我联想起那只倨傲的雄狮。“我真想听你拉琴,耀。哪怕一首曲子也好。”

  

    我很想再说句什么,但是话还未出口,就被门外的嘈杂声淹没了。一个护士推门而入,伊万连忙将烟塞到枕头底下去——这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我回过头去嘲笑他,但却恰好看到有一辆紧急轮床被推到了隔壁房间。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将灯打开,明亮的灯光一时间刺得我们眼睛发痛。“V-Fib*!”隔壁有医生大喊了一句。我和伊万都想看得更清楚一点,但百叶窗却被护士拽了下来。

 

   “怎么回事?”我紧张地盯着我们这边的护士,看她在马蒂的床铺上翻找着什么。最终她拿走了马蒂最爱的白熊玩偶——刚刚他落在这里的。

 

   “很抱歉惊扰了您,先生。”她说话因为急促有些含糊不清,“但遵照规定,我没有权利向您透露其他病患的情况。现在请您原谅,因为我得走啦!”

 

   我转过身,第一次在伊万·布拉金斯基脸上寻找到了那种情绪。它迅速地吞没掉他脸上残留的笑容,向着病房里光线暗淡的一角蔓延而去。恐惧。我这样称呼它,真真切切的恐惧。

 

“那是马蒂。”伊万的一言一语证实了我们彼此心中的恐惧。“马蒂出事了。”

 

 

注释:

*“…将致命的东西含在嘴里,却不将它点燃。”出自约翰·格林小说《星运里的错》。

*V-Fib:医学专用词,心室纤维性颤动。若不及时使用除颤器消除,很快会导致心脏停搏,造成死亡。

 

 

 

“他的心脏停跳了三分钟。”麦迪逊告诉我们,她让我和伊万在走廊的长凳子上等待。这感觉着实很奇怪:头一次,将我们层层包围的不是病人或护士,而是一群身体健康却心怀焦虑的家属。我总是忍不住想,林晓梅坐在这张凳子上等待医生找她谈话时,心情是否与我们现在一模一样。

 

一位年轻的妇女从马蒂的病房走出来。她打扮优雅,但眼眶红肿,头发蓬乱如稻草。“请问你们是耀和伊万吗?”她问道。我们沉默地点头,“我是马蒂的妈妈,他希望你们能进去看他。”

 

“医生说他的第一次手术没有成功…他必须要等待器官移植。”

 

“我很抱歉。”伊万递给她一张纸巾,她颤抖着双手接过去。我们目送着她走向走廊那端的尽头,靠着一根柱子掏出手机打电话。她将身子瘫靠在栏杆上,仿佛一阵稍微大一点儿的风就能将这稻草似的身躯吹走。

 

 我和伊万走进房间里的时候,马蒂连呼吸罩都还未摘下来。他躺在床上,显得身子瘦小如型号稍大些的玩偶,面颊毫无一点儿血色。阳光落在他脸上和胳膊上,像斑驳而苍白的胎记——那是疾病留给他的胎记。这个年纪的小男孩精力总是最旺盛的,但马蒂看起来困倦极了,好像嗜睡的猫儿,永远都睡不醒似的。

 

“嗨,小伙计。感觉好些了吗?”我走到他床前,马蒂伸出一只小手,我握紧它。他看到伊万也在,咧开小嘴露出虚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微笑。

 

“好…好极了。”他深深吸了几口气,我听见气流在马蒂小小的胸腔里微微震动。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他努力睁开明亮的眼睛,“我飞进了…伊万的画里。他教我开飞机。”

 

“可是我不会开飞机。”伊万耸耸肩膀。我在凳子底下踹了他一脚,他才立刻改口:“不过也许我是会的,谁知道呢?”

 

“马蒂。”

 

“嗯?”

 

“你觉得自己还能去互助小组吗?”

 

“说实话?我不…不知道。”马蒂长舒出一口气,我将手放在他额头上,希望能给他些安抚。“耀。你上次说你想去哪儿?”

 

“我啊…”我想起梦里那散发着冷冽气息的海风,“我大概是想去黑海吧。”

 

“那你呢,伊万?或许我的飞机还能再多一个座位。”

 

伊万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想了想,最终说:“我和耀一起去黑海。”

 

“好,”马蒂高兴地举起小手,“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黑海。”尽管我挺确定,他连黑海在哪个大洲都不知道。但我和伊万还是微笑着和他拉钩,好像那遥不可及的计划就在明天等待着我们一样。

 

余下来的那些日子我有些记不清楚。只依稀记得我们在马蒂的病房里下国际象棋,我们三个人下棋,伊万打独战,我和小马蒂一家。伊万仍然爱走那套陷阱路线,开始的时候,我和马蒂经常输得一塌糊涂,愁眉苦脸地瞪着获胜的伊万一人幸灾乐祸。后来渐渐地,我也时常能在关键时刻扳回一局,再加上洞察力颇为优秀的马蒂在身旁观战,我们也有了能够击掌欢呼的时候。

 

我和伊万不咸不淡地相处。他依旧半夜挤进我的病床上来,将我从噩梦里摇醒。隔三差五轮到他疼痛难忍的时候,我打着手电去洗手间找他,将他搀扶回床上去。我们无比自然地交替着这些任务,仿佛它们本就该是我们的天职。唯一不同的是伊万的发型——他趁我不注意给自己剃了个光头,外面包着浅色的绘着向日葵的头巾。而至于我,我早晨梳头的时候,又抓下来一大把黑色的发丝。它们在我手心里攒成一团,像一团无害的菌类植物顺着掌心的纹路生长。每到这时,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。

 

我开始掉头发了。我对自己说。这将是一切的开端。

 

一天中午,我们聚在马蒂的病床边吃午饭。那时的马蒂只吃得下流食,他的肠胃虚弱得厉害。马蒂妈妈坐在凳子上,用小勺一口一口将燕麦粥送进他嘴巴里。有时他喝不下去,会吐出来。但大多数时候,为了让妈妈高兴,马蒂努力将无味平淡的粥咽下去。吃着吃着,他忽然抽搐起来,饭盒里的粥撒了一身。我按响了紧急按钮,医生和护士立即就赶到了,并将我们从马蒂身旁赶走。“您得出去,女士。”其中一位女医生劝马蒂的妈妈,“为了您的孩子,请您出去。”

 

她一步步退到门外,捂着脸抽泣出声。我和伊万在一旁,站也不是坐也不是,只好静静地等待她平静下来。“他们说我要随时做好准备…”“谁能做得来这种准备呢?”我感到喉咙发紧,伊万紧紧捏住我的手掌。

 

马蒂比我们想象的坚强,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医生的除颤器下苏醒了过来。“那感觉就像是被熨斗烫了一样!尽管拿东西看上去简直和熨斗一模一样。”他兴奋地说着,边咳嗽了两声。“让我去病友会吧,妈妈。”他恳求道,又长长地吸进了两口空气。我们都知道,这是供氧不足的表现。“那是我唯一想待的地方。”

 

麦迪逊推着马蒂走在长廊上,而我则推着伊万的轮椅走在旁边——他是不愿意的,但无奈决定命运的手术将至,也只好坐在被他厌恶的、嘎吱嘎吱响的轮椅上。这又将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“这样的天气在十月末真难得。”麦迪逊愉悦地说,“小伙子们,要不要去花园里走走?”我们的目光都望向马蒂,他轻轻点了点头,手里抓紧了熊二郎的一只胳膊。“别担心,外面很暖和。”我安慰他,心想马蒂应该是很久未见过外面的阳光了。

 

阳光迎面扑上来——像一群未见自由已久的鸟儿,它们的翅膀瘙痒着我们的面颊。我喜欢在自己能走路的时候尽可能地走路。我爱上了那种感觉,那种与生俱来,却又如此珍贵的能力。我走得很吃力,像学步时的孩童。马蒂闭着眼睛,身子蜷缩在轮椅里边。伊万担忧地看向他——他一定和我一样,听见了马蒂胸膛里的异响。但是很奇怪地,那天我竟一点也没有担忧。我推着伊万在几乎落光了枝叶的树下行走,伊万一声不响,仿佛很享受这难得的静默。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肤色在阳光下显得极为苍白,青色的血管在几乎透明的皮肤下游走。走进一处凉亭时,伊万忽然开口:“那天我说自己无所畏惧,那是在说谎。”

 

“我知道。”我将声音放得很低,几乎像是自言自语。伊万转过身来,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我看到自己的倒影映在他的瞳孔里,像摇曳在寒夜里的蜡烛。

 

“你有恐惧的东西吗,耀?”他忽然问,“别告诉我没有。如果没有,那每夜惊醒你的又是什么?”

 

“是寒冷。”我说,“每次我入睡的时候,都被寒冷惊醒。我怕下一次这样一场寒冷将至时,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”

 

 我回想起海潮吞没那少年时的场景,他在挣扎,但却最终制服于冰冷的浪尖下。我怕自己如果不挣扎着醒来,就会就此长眠,再也无法从噩梦中醒来。

 

“你又在害怕些什么,万尼亚?”这个称呼从我嘴里滑出来时,我才意识到叫伊万‘万尼亚’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情。“小时候,我的亲人喜欢叫我‘万尼亚’。万尼亚是‘勇士’的意思。”我听见站在时光那头的伊万说道。那时他搓着我的手心,我呼吸着他的呼吸。

 

“Oblivion。”他直视着我,仿佛要透过眼睛看穿我的灵魂。

 

“你要知道,耀。没有什么比宇宙更广袤的了。人类之于宇宙和时间,不过是一粒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芥子。也许我们今日还在这里散步,谈论着自己的存在与对方的恐惧。但一旦当我们逝去——这只是早晚的事情,我们就不再被人铭记。谁会去花时间铭记一个死去的人呢?好吧,他的亲人们肯定是会的。但是,当他的亲人也逝去的时候,就没有人再铭记着他的名字。最终,时间的浪潮总会淹没他,这时候——就是他该给后辈腾地方的时候了。”

 

“…人们或许会铭记牛顿、爱因斯坦、门捷列夫、帕格尼尼或者是当今的某位总统。但没有人会永远铭记我们的名字——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?一个无名画家?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?一位睿智的大学教授?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名氏?…”

 

“...相信我,耀。没有人会记得你我。而我本人又恰巧最害怕被遗忘——想想吧,几十年后,甚至更早,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事情,没有人缅怀你,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曾活过。”

 

伊万一口气说了很多。他不时地停下来歇息片刻,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滴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解脱——彻彻底底地解脱,就像你为自己犯下的一桩罪行自首后,心里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。我回过头,麦迪逊正推着马蒂在花丛旁边走。

 

“万尼亚…”我斟酌着语句,“你说的那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。即使你恐惧,也没有用。亿万年后太阳仍会吞没地球,你我仍会早早就被世人遗忘——但那有什么关系吗?那已久是后世的事情了。”

 

“可是,这不是我能决定的——”

 

“没有什么你不能决定的,万尼亚。你是勇士,你不是奥古斯都。有人会在你逝去后仍然爱着你。铭记和缅怀是暂时的,但爱和时间一样,是永恒的。”

 

 伊万又在凝视我了,可这次他的眼神里没有倨傲,只有深藏不露的狡黠。“比如说谁呢?”他非要刨根问底。

 

“比如说现在你很想吻的那个人。”我俯下身子,干了一件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情:我亲吻了伊万。

 

待到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时,我连忙挺直腰背,躲避开来。但来不及了。伊万将我整个人拉下去——我只好单腿跪在地上,路边的石子硌得我膝盖疼。伊万的呼吸急促而匆忙,我瞥见了弥漫在他眼底里浓郁的情欲,他紧紧扳着我的后脑勺不让我逃走。我感到兴奋而害怕,却不由自主地想要与他的舌头跳舞。但他忽然停了下来,毫无征兆地,一切都冷却了。

 

“你在搞什么鬼?”我粗声问道。

 

“耀…”他忽然叫我的名字,手里攥着一撮我的碎发。那一定是他方才摸索我的后颈时不小心揪下来的发丝。“你在掉头发。”

 

我心里一阵颤动,表面上却平静异常: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是时候该掉些头发了。”

 

“对,你光头一定也很好看。”伊万咧嘴笑了。我很感谢他能这么说。因为如果他再一副担忧的模样,我可能就要忍不住露馅了。

 

 

 

 

  有人在啜泣。我听得真切,那声音如鬼魂般萦绕在耳畔。我们挤在狭小的房间里,看着戴着白手套的医生电击马蒂的胸膛。他是那么地小,仿佛轻轻用手一压就能让他的肋骨断成两截。“Clear!”她们叫嚷,马蒂大幅度震颤了一下。心电图上的报警器又恢复了正常。死寂的直线恢复了波动。

 

 “他需要肝移植。就是现在,坚决不能再拖延了。”戴着黑框眼镜的肿瘤医师面色严肃。“如果我们不及时为他找到匹配的肝源,他最多只能再撑个两三天。”

 

 我们瞥了一眼马蒂。他面若死灰,若不是心电图上显示着他的心跳,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个活人。护士试图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,“他需要休息。你们守在他身边只会浪费他的精力。”但马蒂的妈妈——那个面容憔悴的妇人阻止了她。“他们可以留在这里。”

 

 我们坐在马蒂的床边,谁也不出声音。我的视线在这间房里游走——马蒂的白熊;摆放在床头的那架F-22,前几日的下午,马蒂还在为我讲解它的传奇;还有那一束满天星,时隔那么多天,它早已经枯萎了。白色的花瓣干枯如纸,有几瓣安静地躺在瓷砖地板上。房间里静谧得可疑,只剩下心跳监测仪嘀嘀的声音,还有一声声绵长的呼吸。

 

傍晚时分,一个医生进了门,告诉马蒂妈妈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:他们为马蒂找到了肝源。她抹了两把眼睛,连忙跟着医生出去办手续。

 

伊万盯着马蒂的脸,我也是。我们不约而同地维持着房间里默契的静默。忽然,马蒂的眼睫颤动了一下。随即,他睁开了那双懵懂的蓝紫色眼睛。

 

“嘿,小家伙,你又醒啦?”

 

马蒂虚弱极了,开始的时候,他甚至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。伊万递给他一杯水,我们看着他艰难地将水咽下去。“耀…我能有个小要求吗?”

 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连忙答应。

 

“我想摸一下你的头发…就一下。”

 

我的眼眶发热,但还是冲他微笑。于是我结下皮筋——又有几缕黑发掉落下来。我注意到伊万的眼神,对他点了点头。

 

马蒂的小手触到了我的头发。他半阖上眼睛,仿佛在抚摸一只乖巧的小猫。然后忽然他长长吸进去一口气息,又断断续续地将它送出来。“我最羡慕耀了。”他说话不再吃力,而是异常地清楚。“伊万告诉我,耀也开始掉头发了。我听说只要被小孩摸了头发,掉了的头发就还能再长出来。”

 

伊万紧紧握住我的手,我死死咬住嘴唇。但我还是做不到。我感觉潮湿的东西正顺着脸颊爬下去。

 

“你将会是个优秀的飞行员,马修·威廉姆斯。”我控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。“是不是,伊万?”

 

“一定会是的。”伊万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 

“一定会是的。”马蒂重复着这句话,微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
 

云翻涌如潮水,从远处的天际汹汹而来。风很大,像个莽撞的孩子一样冲撞着耳膜。围巾和头发向上飘去,在身后划出一道短尾巴的流星。引擎声近了,又近了,近得几乎触手可及。螺旋桨像鲸鱼喷出的水花,搅乱了这片寒冷乐园的宁静。他的双手紧握操纵杆,面部冻得红肿流血。但他在笑,始终在笑,笑得眼泪飞出来,漏进冷冽至极的高空气流里。

 

他忽然松开手,冲我们挥手致意。

他是加拿大空军部最年轻的飞行员,马修·威廉姆斯。

他做了个梦,一个不会醒来的梦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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